抗战史之决定抗战命运的十大著名战役或大型会战（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中国大陆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台湾方面称其为中华民国抗日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坚定地采取了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抗日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具有互补性和配合性的战场。 虽然正面战场，由于国民政府采用的是单纯靠政府和军队进行对日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战略指导路线的失误和三次国共摩擦的影响，致使正面战场的一些重要的大型会战遭到了失败的结局；但是国民党军队官兵的作战依旧展现了英勇无畏的拼搏精神，且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应战斗志；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也在正面战场，书写着可歌可泣的抗日御侮的历史篇章。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380余万人的惨重的伤亡代价，其中，国军以伤亡3227926人的代价，歼灭日军85.9万余人-104.9万余人之间；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游击纵队”共伤亡58.4万余人，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中国战场合计歼灭日军为157.6万余人，击毙日军在44.7万余人-78.7万余人之间；中国革命战争军事博物馆采用择中值，即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在55万余人左右。国共两党结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期间，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在此，将正面战场对抗战全局影响深远的十大重要的战役或大型会战进行点评。
淞沪会战 从1937年8月9日起，驻沪日军就不断向国军第九集团军进行挑衅。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带领一位士兵驾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进行侦查，不听国军守卫部队劝阻，发生冲突。中国守卫部队不得已将2人击毙，成为淞沪会战爆发的导火索（虹桥事变）；8月13日日军正式向国军第九集团军发动全面攻势，淞沪会战全面爆发。 国军第三战区统筹指挥整场会战，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进行担任战区总指挥，国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任前敌总指挥，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央军尽出主力精锐部队。同时，川军、桂军、黔军、滇军和粤军等地方实力派部队也相继投入兵员与日军展开血战。此战，国民政府共投入军队达75万余人。日军派出8个师团与2个旅团（隶属上海派遣军的为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一零一师团等6个师团；隶属于第十军的有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共3个师团，后成为华东派遣军）约28万余人。双方鏖战近3个月，国军以伤亡25万余人-3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6万余人左右。粉碎了日军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战略企图，破坏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既定亡华战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与抗日决心，同时，也为中国沿海地区工业设施内迁，保存全国的经济命脉争取了宝贵的战略转移的有效时间。
台儿庄战役（台儿庄大捷）
徐州会战爆发后，国军第五战区统筹指挥了整场对于抗战具有重大影响的战役。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16日-1938年4月15日）是徐州会战初期的重要战役之一。又称台儿庄会战或鲁南会战。战役由滕县战斗、临沂附近战斗、台儿庄主战场及其周边村镇的战斗和日军的溃退，中国军队的追击作战等重要的作战部分所组成。 在历时近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余人参加作战，日军参战人数约5万人。中方以伤亡约2.2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2万余人（实际上，中方伤亡5.2万余人，日方伤亡2.5万余人）。这场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与决心（尤其是国统区军民）。这场别开生面的战役鼓舞了全民族对日作战的士气，改变了国际视听对中国抗战的悲观论调，荡涤了日本侵略者的“不败”威风，歼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抗战（喜峰口战斗）和绥远抗战以及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又一次重要的胜利，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规模的胜利或最大胜利之一，也是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此战，重创日军坂本旅团大部，共歼灭其3500余人，也沉重打击了日军濑谷支队，歼灭其8500余人。同时，使日军主力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中国军队理应谓之“胜利”。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中国战场的“坦能堡战役”。
万家岭战役（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由第九战区统筹指挥了整场作战，其又称德安会战。属于武汉会战期间的重要胜仗之一。此战，中国方面派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七师，第九十一师，新编第十三师，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九师，第一三九师的一个旅，新编第十五师的一个旅，共十万余人参加作战行动。前敌总指挥则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吴奇伟将军。 日本方面，参战的主要部队为侵华日军的华中派遣军下辖的第106师团，师团长为松浦淳六郎中将。第106师团下辖步兵第111旅团（步兵113联队、147联队）和第136旅团（步兵123联队、145联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 此战，国军重创日军第106师团大部，共毙伤日军1.5万余人（据日军战报称阵亡3300余人、受伤4036人，另有9925人在战斗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无法继续参加战斗）。同时，重创日军第101师团一部（第101联队主力一部分）。并差点直接攻入日军第106师团指挥部，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此战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军人在万家岭战役中，为赴国难而表现出了不畏强暴，虽死犹战的顽强战斗精神，用生命和忠诚铸成了万家岭这座庐山脚下的历史丰碑，将千秋万载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中。 万家岭大捷与台儿庄大捷齐名，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大获全胜的著名战例之一，研究者众多，硕果累累，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与来犯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万家岭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歼敌史无前例的重要战役之一，他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了国威。压制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嚣张的侵略气焰。充分展示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中华儿女团结御倭的爱国主义精神。叶挺将军也曾评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随枣会战（襄东大捷）
随枣会战发生于1939年5月（民国二十八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在湖北随县（今为随州）、枣阳地区与日军的作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了解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方向日军主力的战略威胁，向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和枣阳县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39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解除国军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对平汉铁路沿线交通的威胁，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第四旅团等部，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全面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的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单位与江防部队进行防御作战，并伺机实行反击。战至1939年5月23日，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及其周边23个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会战发动前的驻地，使战场局势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国民党军队毙伤日军1.3万余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伤亡2.8万余人。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因此，国军最终取得会战的胜利。 这场大型会战，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够较为有效的协同配合，然而，局部兵力投放缺乏灵活性，曾一度，被日军包围，处于被动的局面，后经调整部署，在全军将士的浴血奋战的基础上，成功地恢复原态势。中国军队，虽然也遭受到了较大的损失，然而，成功扭转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战略企图，并使之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此战，国军第五战区主力，成功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在战场遗留尸体就达到了5000余具，达到了牵制且消耗日军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伤亡2.8万余人，然而，较为成功的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第五战区在会战中期，通过调整指挥部署；逐步表现得进退主动，适时地将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依托大洪山和大别山脉以及桐柏山的有利地形，展开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正面的阵地作战；使局势转变为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日军撤退时，国军也采取较为有力地追击或阻击行动，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随枣会战前后历时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部队突破汉水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的目标完成一翼包围，然而，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到国军的有力抗击，未有任何进展。第五战区鉴于这一战场形势，决定调整作战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深入日军背后打击敌人，在形势出现有利转变时，再命令部队转守为攻，有力地反击日军。日军由于合围计划遭到了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有力反击，不敢久留，遂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进击日军侧翼。至5月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确山、上蔡、随县等地，日军逐步退回至原防线，战场形势恢复至战前态势，会战以第五战区的胜利而结束。
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
桂南会战爆发于1939年11月份，日本侵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为切断中国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为日本海军航空兵持续对滇越铁路（昆明至河内铁路）、滇缅公路沿线交通进行的战略威胁，指挥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共3万余人，在海军的协助下，于1939年11月15日在广西南部的钦州湾地区登陆，突破沿线中国守军的防御阵地，桂南会战正式爆发。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邕宁）。随后，日军分兵两路，以一部南下攻占龙州及镇南关；另一部北上攻占高峰隘、昆仑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桂林行营主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部部长的桂系领导人白崇禧将军为收复南宁，恢复桂越国际交通线的运输，指挥第四战区国军主力分三路反攻南宁：北路军为第38集团军，共4个师，从思陇向昆仑关进攻；东路军为第26集团军，共4个师，袭扰漓江（邕江）南岸日军，并破坏邕钦路，阻止日军增援；西路军为第16集团军，共4个师，向高峰隘进攻，并阻击南宁出援之日军；预备队为第99军。北路军向昆仑关发起了总攻。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以荣誉第1师为主攻部队从昆仑关正面发起总攻，以新编第22师向五塘、六塘攻击，迂回昆仑关侧后，19日，西路军向高峰隘、四塘、新圩、吴圩等地发动进攻；东路军向钦州、小董、大塘等地发动攻击，以配合北路军的作战。北路军战至11月31日，成功歼灭第5师团的第21独立混成旅团主力5000余人，成功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1940年1月上旬，日军由粤北地区抽调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逐步分兵增援桂南地区，1940年1月28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战至1940年2月3日，再次攻占宾阳、昆仑关等地，迫于战线拉长，而随后收缩兵力于南宁附近。中国军队再次发起反击，于1940年2月14日再次夺回昆仑关，并进至昆仑关附近的五塘村等地。日军固守南宁（邕宁）外围阵地，在四塘、高峰隘、蒲庙之线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局面，1940年9月份，日军第21军主力陆续奉命调入越南。1940年10月，第四战区鉴于战场局面的突然变化，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将军果断命令第16、第35集团军（共6个师）乘势发起反攻，先后收复龙州、南宁（邕宁）、钦县和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地，至1940年11月份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局部性胜利而结束。 桂南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成功歼灭日军8100余人，重创日军第五师团，并将日军第21军主力逼退至越南，造成了日军在局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作为这场大型会战的核心战事，昆仑关战役的胜利，成为国军机械化作战兵团在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攻坚作战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重创日军第21独立混成旅团主力大部，歼灭日军5000余人，击毙第21独立混成旅团86%的军事指挥人员，其中，日军少将中村正雄旅团长被击毙。成为昆仑关战役当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豫南会战（豫南大捷）
豫南会战是中国第5战区国军主力在河南南部抗击日军的一次成功战例。1941年1月18日，日军第11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主力的威胁，纠集步兵7个师、骑兵1个旅、战车3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左、中、右3个兵团，分兵三路，准备向豫南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决定采用避实击虚的正确战略，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日军主力，主力转向两翼活动，待日军进攻兵力分散之时，从其两侧及背后围歼之。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成功战例。 豫南会战的主要战事基本发生在1941年1月底～2月上旬之间，共持续18天之久，由于中国正处于农历传统的春节期间，此次会战，又称抗战期间著名的“闹新春”。这场会战主要发生在河南省南部地区，是一场中国军队在河南信阳以北地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著名会战。日军为寻歼在豫南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汤恩伯兵团，抽调第3、第17、第40师及特种兵一部，集中在信阳以北地区，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进攻豫南。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3个集团军共8个军组织防御。1941年1月30日，日军中央兵团兵分两路，企图协同两翼兵团夹击中国军队。1941年1月31日，日军攻占豫南地区的舞阳、上蔡等地，对中国守军形成包围态势，然而，中国军队已先行转移，致使日军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落空。此时，日军侧背又受到中国军队的多路攻击，正阳已被驻扎皖西地区第84军克复，日军的后方交通受到严重的威胁，遂于1941年2月1日开始回撤。日军第3师从舞阳撤出后，于1941年2月4日攻占南阳，2月6日放弃该城，向唐河、泌阳方向撤退。国军第13军顺势收复舞阳后，即向南阳方向追击日军。与此同时，由舞阳南撤的日军第17师团及第15、第4师团各一部，在象河关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猛烈的打击，伤亡惨重，向南溃退。至1941年2月7日，各路日军均被迫撤回信阳附近。此战，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9000余人。 豫南会战以侵华日军失败，中国军队胜利而宣告结束。豫南会战的胜利大大提振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与决心，体现了中国军民团结抗争的伟大力量，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豫南会战又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中国战场的列宁格勒会战”。
上高会战（上高大捷）
上高战役（上高战役、锦江作战、鄱阳扫荡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方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重要的会战，被时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将军称为“抗战爆发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上高会战发生于1941年3月份，驻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大岛茂因友邻部队第33师团预定要调到华北参与对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行动，要求第33师团调走前，配合自己扫荡南昌周围的国军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却因两个师团严重的缺乏协调配合的默契；导致第34师团一头扎进了中国军队4个军的合围圈，是为“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统计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日军15000余人，日军自报伤亡千余人。 上高会战，由于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给予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也预示了日本侵略者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延缓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当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这场大型会战的战场实际指挥官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在1941年3月29日给蒋介石电报中汇报的战果为：毙伤日军少将步兵指挥官长岩永汪、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1.5万余人，自身伤亡2万余人，然而，他的顶头上司，第9战区司令薛岳却没有认可这个战果，薛岳将军在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直接将罗卓英的战果打了个八折，称伤毙日军12520名，俘敌14人 。日军宣称造成中国军死伤17,119名，失踪2,814人，对于己方损失在战报上则只字未提，日本网站引用的日本右翼战史学家儿岛襄的估计为1000余人。
姑且不论中方投入的兵力和伤亡情况，日军方面的死亡人数是存在严重的高估。日军战后编的战史只承认此次会战投入的两个师团级别的作战单位都有一个步兵联队未参战，以治安师团三联队制满编顶多一万三千人的规模，实际上，两个师团级别的作战单位投入战场的兵力顶多近两万余人，再加上，兵力至多3千余人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满编5000人），日军在本次会战的投入兵力顶多2万5千人内（罗卓英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上开始估计日军只有一万，后来才说是三万），不可能出现6成的伤亡比，国民政府的战报明显出现灌水的现象。虽然，根据战报所提到的数据，可能存在灌水的现象，但是这不代表国军在此役徒劳无功。日军山炮属联队(团级)编制武装，一联队4门，缴获了6门该型号的山炮，代表至少有2个步兵联队遭遇被击溃的命运，对此次只投入6个步兵联队的日军来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作战单位是受创严重，对日军的伤亡冲击可谓不小。
图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图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图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长沙会战（三次湘北大捷）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为“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一次湘北会战”，日军称“湘赣会战”），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会战。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此战歼灭日军3.4万余人，取得了较大的胜利。第二次长沙会战（又称第二次长沙战役，日军称长沙作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2.5万余人-4.8万余人之间，击落日军作战飞机6架，击沉日军汽艇9艘，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国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再次遭到失败。第三次长沙会战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同盟国军队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它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全面性胜利，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与信念，对提高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军的作战士气，支援英、美军队在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成就了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术”。此战，歼灭日军5.6万余人，被蒋介石称作“抗战以来最得意之作”。 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腥风血雨的三次“长沙会战”，是八年抗战当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系列大会战。这三场震惊中外的大型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日军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在湘北战场折损兵力10.7万余人-12.8万余人之间，成为抗战期间决定最终战局走势的三场重要的大会战。
石牌保卫战（鄂西会战的核心战事）
石牌要塞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一带的西陵峡地区。其所在的石牌村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依山傍水。石牌很美，从石牌望出去，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一词的诞生地。长江西陵峡地区的石牌镇，因西陵峡段长江南岸的象鼻山一侧的一块形似矗立着的令牌的巨石而得名。它高40米，顶宽12米，厚4米，重达4300余吨。长江因它的存在，在这里突然右拐110度，构成了天然的战争天堑，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石牌古村距离宜昌市区仅30余里，枣宜会战后，日军攻占宜昌，石牌便成为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第一道要塞式防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石牌要塞的得失，是鄂西会战最为重要的作战关键点。为何这么下定义呢？这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要点：①鄂西地区作为进入川渝地区的战略前沿，具备着得天独厚的险要地形（巫山山脉、大巴山脉等山地作为环绕鄂西和川东地区的重要山脉）便于中国军队依托防线两翼的有利地形形成较为积极地防御态势；②石牌要塞坐落在号称“长江天堑”的宜昌石牌镇附近，象鼻山巨石使长江突然在此处形成右拐110度的巨大险湾，使得石牌要塞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的防御要地。对往来船只也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③鄂西地区是第六战区的指挥中心恩施市的所在地，它是我国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民风彪悍且具备一定抵抗外来入侵的民族意识。这些因素，预示着日军深入长江三峡必定是需要走一招险棋。 当然，事实也印证了日军失败的必然结果。石牌保卫战的最终结果也是以国军的重大胜利而告终。胡琏将军无疑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亲率第18军第11师死守石牌要塞。同时，陈诚将军电告王敬久将军的第10集团军迅速隐蔽迂回到日军侧翼防御薄弱的渔洋关，进行了一场关键的反击作战。渔洋关反击战的胜利，基本解除了石牌被日军三面围困的危险局面，形成了国军外线主力部队局部反包围日军的有利态势，为宜都追歼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此战，国军歼灭日军7千余人。完成了对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各一部的重创，并使鄂西会战的整体战局开始朝向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石牌保卫战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是抗战期间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西方军事评论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它粉碎了日军入峡西进，企图集中兵力突破国军石牌防线，进而，攻打重庆的战略部署，遏制住了日军企图将战火燃烧到西南地区的狂妄计划。石牌保卫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湘西会战（雪峰山大捷）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转折点。侵华日军此战主要进攻目的是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从而，摧毁中国空军的前沿机场，故日军战史又称其“芷江作战”。 湘西会战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共持续近55天。双方参战总兵力达到近28万余人，战线长达近200余公里。在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将军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雪峰山大捷，歼敌2.8万余人。湘西会战的主战场主要分布在怀化市境内，大致在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会战以日本军队的全面溃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因此，湘西会战也被称作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日军重广支队在作战期间，受到了中美联合空军与国军地面部队的联合打击。可以说，是湘西会战期间，损失较大的日军部队之一。芷江机场方面曾出动美式P51野马战斗机于1945年5月13日对被包围的日军进攻轰炸，同时，国军各部发动对陷入包围圈内日军的猛攻。日军重广支队，经力战不支，而全面溃散，各部分头逃窜。另外，还未来得及撤退的日军部队被中美空军打的没地逃窜，只得跪在地上向机翼上印有青天白日徽章的中国空军作战飞机挥动白旗被迫求降。 最终，重广支队在作战期间，丧失了作战能力，惨遭几乎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只有少量残兵成功脱离战场，完成了与日军第47师团会合的任务。 日军第47师团余部被迫于1945年6月1日前后，全线后撤。 至此，日军各部全线退回湘西会战之前地域，长达55个昼夜的湘西会战到此以国军的完全性胜利而结束。 日军伤亡2万8千人，其中死亡1万2498，还有大约1000人被国军围困后绝望自杀，日军被全歼一个旅团还有四个联队，一个师团被重创。国军缴获迫击炮43门，榴弹炮13门，山炮5门，重机枪48挺，轻机枪240挺，掷弹筒260个，步枪无数，还得到了日军洋马1650匹（马在山路行走较慢，日军最后只顾人逃命，丢弃了大量马匹）。国军方面伤亡2万660人，其中阵亡7817人（军官823人），比日军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还少。除此以外，国军还夺得日军军旗90多面（抗战中日军军旗必须死死保住，日军方面的命令是只要还剩一个人就必须保住军旗），并且俘虏日军447人（军官42人）。 湘西会战的胜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①它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一场重要的完胜，日军战史对其承认为“侵华战场的一次全面性的失败”，也是日军在二战期间所遭遇的第八次战略大溃败（其他七次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途岛海战、瓜达卡纳尔岛会战、英帕尔会战、塞班岛战役和莱特湾海战以及冲绳战役）。②国军以较少的伤亡赢得了战场上的全面优势的战略局面，这也是以往历次大型会战所不可想象的较为有利的局面。③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正战略转折点，也是中国军队正式进行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重要一战。从而，在正面战场经历了多年的惨败和惨胜之后，真正迎来了意义重大的一场“完全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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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8 14: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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