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救冯雪峰背后的故事 冯雪峰(1903.6.2 —1976.1.31)，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赤岸乡神坛村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41年1月上旬，破坏民族抗日团结统一的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暂回老家，创作长征小说的冯雪峰于1941年2月26日在家中被捕冯雪峰被捕是因他邻村赤岸镇一位名叫朱侃的小青年给他写信所致。当时，这位青年在信中提及“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的事。这封信被国民党驻金华的宪兵连在邮局检查时检查到了。由于信中内容重要，如获至宝的国民党宪兵当即把在金华报馆工作的朱侃抓了去，接着，又按图索骥，火速赶往义乌县神坛村逮捕了冯雪峰。所幸的是朱侃与冯雪峰并不很熟悉，只不过到冯雪峰家中借过几次书，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知道冯“很有学问”。而且，冯雪峰回到家乡后一直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朱侃在信中的称呼也是冯福春。此外，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冯雪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皖南事变发生后，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冯雪峰早已转移了一些有“赤化”影响的书刊，当时，冯雪峰也已经作了转移到文化人集中的桂林去的打算。因而，当三个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宪兵在冯宅搜查时，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于是，他们就把冯雪峰押往了金华宪兵连驻地，一关就是三四天，其间只审问了一次。审讯中，冯雪峰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当问及同“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的关系时，冯雪峰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时强调说：“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回到家乡养病的。”他还要求：“你们不应当无故抓人，我要求立刻放我出去!” 见没有能够从这里打开缺口，狡猾的敌人立即改变了审讯策略，以退为进，抛出了一个圈套：“那好，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申明你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就能够证明你真的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了，我们就放你走。”而冯雪峰则来了个针锋相对，一口回绝：“我本来就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登这样一个启事干什么?岂不可笑!”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敌人的怀疑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他们从冯雪峰的从容回答中，断定他是一个不易感化又老练、至少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于是，在金华关了四天后，宪兵们又马不停蹄地将冯雪峰解往了设在江西上饶的宪兵第四团。在宪兵四团，他又接受了一次敌人的审问。审问的核心是问他什么时候到新四军的，冯雪峰再次作了否认。这次审问特务们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你是共产党;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当天，冯雪峰就被投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专门囚禁政治犯的茅家岭禁闭所。在茅家岭禁闭所关了一个月后，冯雪峰染上了极易致命的回归热病。因为怕他死掉，特务们又命人把陷于奄奄一息的冯雪峰用担架抬到了距茅家岭不远处的周田村—上饶集中营总部所在地的特训班。 在特训班里，冯雪峰遇到了故友、最终能够使他逃脱囚牢的营救者郭静唐。与冯雪峰同庚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郭静唐，是冯雪峰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冯雪峰在上海时也曾与他多次会面，并帮助他向鲁迅要《鲁迅自选集》给他出版。被捕前，郭静唐是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同皖南事变丝毫不搭界。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家乡余姚长期旗帜鲜明地力主抗日及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的地方抗日武装队伍，并同当地的土豪劣绅及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阀俞济时频频发生冲突，而被诬告为同新四军有联系，于1940年8月16日遭逮捕。 在长达一年九个月的集中营囚牢生活中，冯雪峰之所以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其原因除了他被捕时使用的“冯福春”原名外，另一个原因是在他还未被解至集中营时，地下党已经为他找到了“保护伞”。这个“保护伞”就是皖南事变前两年就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和早冯雪峰3个月入狱的郭静唐。吴大琨后来撰文道： “郭静唐同志被囚在上饶集中营期间，对革命斗争所做的第一点贡献，就是他同在上饶集中营外面的上饶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沟通了集中营内外的革命关系，使集中营的同志在斗争中能够不断取得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又说：“郭静唐同志被囚在集中营期间最大的贡献，是和我一起把冯雪峰同志掩护下来……” 1941年8月12日，临近中午时分，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工作的窑洞里，前来寻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鲁迅学生萧军，向毛泽东急切提议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关于营救冯雪峰逃出上饶集中营一事，几乎在所有的文本中，包括一些党史文本，一直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过问、营救而致。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其《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一文中这样写道：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陈云同志商量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将冯雪峰营救出来。他们当时就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 著名学者包子衍先生在其《雪峰年谱》一书中也这样阐述道： (1942年)1月，毛泽东、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进行营救。 鲁迅与冯雪峰两家人合影曾同冯雪峰一起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同是被郭静唐营救出狱的进步刊物《浙江妇女》主编林秋若，在其《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写道： 1943年，雪峰同志到了重庆……董必武同志告诉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是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 上述三位对同一问题的阐述大致是相似的。笔者根据当事人写的史料和本人采访，还原了毛泽东指示营救冯雪峰的真实情况。 韦先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的回忆见证文章写于1986年初，并于“1987年2月13日定稿”，作者系当时在毛泽东处谈话、作客的七人之一。 作者在发表此文时所作的附注中说明： 1986年5月1日，我最后一次看望萧军(萧军于1987年5月28日被同仁医院诊断为患贲门癌，于1988年6月22日抢救无效逝世于海军总医院)，给他读此文底稿时，萧军提出应该用这个题目(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较适合。韦先生还在同一附注中着重作了如下说明：“我写完此稿，经过萧军、罗烽、舒群、白朗四位作家看过。”也就是说，韦先生此文是经过另外四位历史现场当事人核准的，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韦先生27年前“定稿”的此文有关营救冯雪峰这一提议的描写原文是： 最后，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有人营救过他没有?” 回答是还不知道……首先，是“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尔后才是“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其次，冯夏熊和包子衍两位传记作者认定“毛泽东和陈云同志商量……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时间为1942年或1942年1月，显然与当时事实出入较大。据韦先生在1986年撰写此文及当年向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四位作家核实原稿时，所标明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两同志打电报给南方局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具体时间，应是在1941年8月12日中午前后，因为正是这一天毛泽东邀请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夫妇，以及舒群等七名客人前往作客、叙谈的日子，毛泽东1941年8月12日致萧军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的信原文如下： 萧军(前)、王德芬(后左)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 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敬礼！ 毛泽东八月十二日 第三，林秋若先生在《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所云“董必武同志告诉冯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胡秋原先生虽然早年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但后来因逃避白色恐怖追捕频频转学乃至远赴日本，20世纪30年代因主张抗日参加过倒蒋的福建事变，但在历史上，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时期的1941年至1942年，胡秋原是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副总主笔，“党中央”又怎么可能“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冯雪峰”呢?倒是后一句“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实际的情况是，如果不是1941年8月12日艾青及夫人韦、萧军及夫人王德芬、舒群、罗烽、白朗应邀到毛泽东处作客并叙谈的话，有关营救冯雪峰的事还将拖延上一段时期，而且动作也不会那么迅速。冯雪峰获“保外就医”得以逃出囚笼是在1942年的11月间，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致电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营救过了15个月之后。 韦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 一文中于提及“营救冯雪峰”这一细节时，使用了“有位作家”的说法，那么，最早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及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的“作家”到底是谁? 为了核证此事，笔者七次与韦先生核证，最后确证：这个“作家”就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并且宣称要做“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大作家萧军。在这里，萧军显然是做了一件当时在延安堪称“第一”的好事!韦先生告诉笔者：“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同冯雪峰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是不是艾青提出来的呢?”笔者问道。“同样可以肯定不是艾青提出的，”韦先生断然否定道，“如果艾青事先知道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作为妻子的我不可能事先一点口风都没有!”韦先生进一步佐证“萧军当时在延安编《文艺月报》，活动频繁，联系人广，消息比其他人灵”。 就毛泽东当日谈话时是否“主动”问及冯雪峰这一话题，韦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根本没有问起有关冯雪峰的情况。因为毛泽东这次找五位作家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及对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 据韦先生向笔者描述，在五位作家无拘束地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毛泽东倾诉对周扬所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时，毛泽东一直在耐心地听着，有时还记上一笔，间或同作家们说上一两句幽默的话，听到好奇处，还“哈哈”地笑上一阵子。最后，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萧军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冯雪峰于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消息，并以十分恳切而又焦虑的口吻对毛泽东说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毛泽东一听，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问道： “有人营救过没有?” 回答说是不知道。 接着，萧军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所了解的冯雪峰在国统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左联”作出的巨大贡献。萧军还着重向大家讲述了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大量业绩等。毛泽东听后更加予以重视，他立马指示陈云： “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待作家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蒸腊肉、辣椒炒肉丝、鸡蛋等，还有从前方带回来的难得一见的咸鱼(延安不产鱼)。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又递给在场的七位客人一一传阅。电报内容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同志看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交付电台拍发。 冯雪峰逃离囚笼回重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八办”，周恩来副主席接毛泽东延安来电后，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案，决定：由董必武委托同为国民参政员的湖北籍小老乡胡秋原先生出面营救。 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胡秋原欣然允诺，很快向管辖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文友冯雪峰的电报。由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内的冯雪峰用的是原名冯福春，胡秋原的营救失败了。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东南地区浙赣一带的地下党展开了一年九个月的营救冯雪峰的行动。 在党内党外联动下，1942年11月，郭静唐和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国际问题顾问的宦乡联名具保，重病中的冯雪峰于福建建阳获保外就医，得以逃离魔窟。于浙闽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静养半年后，病况略有好转的冯雪峰在友人陪伴下，自浙江丽水搭乘货车，历时五天五夜抵达桂林。稍作休整后，于1943年6月初安抵重庆。 冯雪峰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副主席张大双臂一把拥住了他，周恩来还与夫人邓颖超一起设宴款待，庆贺他的新生和回到党的怀抱。 颇有意思的是，当冯雪峰在重庆频频亮相之时，在福建，气急败坏的集中营头子肖芬手执一年前宦乡亲笔签署的“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的保结，找到宦乡说：“冯福春就是共党要人冯雪峰，现在重庆。”宦乡不甘示弱地回敬道：“我不知道他就是冯雪峰，你们自己到重庆去要人就是了!”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20-9-18 16:41:54
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