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活动】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某某某

指挥喜峰口大捷的抗日名将--宋哲元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
　　宋哲元自幼勤奋好学，常早起就读熹光下，至昏黑不忍释卷。四年读完“四子书”、《诗书》、《三礼》、《左传》等，不但能背诵，而且能通释其义。七年熟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管子、晏子、诸葛亮、岳飞等帝王将相的英雄业绩，萌发了建功立业，卫国御侮之志。
　　北洋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后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方面军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军职，并曾先后任陕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辖热河、察哈尔、河北三省，北平、天津两市），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集军政要职于一身，有一定政治影响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1930年，蒋、阎、桂、冯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宋哲元收拾残部，退往晋南，饱尝了粮饷不继的困难，丧失地盘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决心要寻找一个容纳二十九军发展的环境和施展抱负的地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告急，天津震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醒了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抗日民族意识，同时也为宋哲元脱离困境，从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寻求发展前途，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宋哲元率同部下七将领请缨抗日，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响后，二十九军战士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夜战、近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三千余人，力挫了侵略者的凶焰。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本报纸宣称：“明治大帝起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天津《益世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二十九军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天津《益世报》还以《喜峰口的英雄》为题发表评论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引自人民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官兵发出了“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誓与桥共存亡”的誓言，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全歼进攻卢沟桥日军一百余人。28日拂晓，日军以备战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攻，激战二十昼夜，我军付出重大牺牲。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宋哲元闻耗大哭曰：“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充分表现了不可征服的民族英雄气概。
　　北平失陷后，二十九军退守河间，宋到河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修建“昭忠祠”，并在祠前对官兵慷慨激昂地训话说：“咱们是一贯抗日的队伍，现在又跟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了。我们绝不允许再演‘九·一八’事件，决不做-奴，我们要给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报仇，我们要下决心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宋哲元卸职养病期间，时时思念旧部，尤以怀念情同手足而为国捐躯的佟、赵两将军。他入南岳后，于1938年10月，在衡山半山风景秀丽的明镜台侧造起一座“双忠亭”，并亲自为佟、赵两将军撰写了碑铭。
　　宋哲元主持军政期间，非常注重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在晋南练兵时，为了使官兵增强民族气节，全军检阅时他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齐答：“是老百姓的军队。”“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是从乡间来的。”“你们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都是老百姓。”“你们吃的、穿的、用的武器，是什么人给你们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用这种家常式的问答方法来熏陶士兵不忘父母，不忘乡亲，不忘老百姓。宋哲元还编有《国耻歌》，定有“国耻纪念日”（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或国土沦陷的日子）。每逢“国耻日”，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官兵吃的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心刻骨，不忘国难家仇，以期洗雪国耻。
　　宋哲元还组织并亲自编写《二十九军军歌》、《军训团团歌》、《杀敌救国歌》、《吃饭歌》、《起床歌》、《睡觉歌》等。其中，《杀敌救国歌》的歌词完全是他一人所作。
　　1937年5月，为摆脱日寇纠缠，宋借故避住乐陵原籍。其间，他把印制的《四书新编》袖珍本赠给全县教师，人手一部，并将印制的《宋氏祖谱》分送同宗各户。他还出巨资，宴请本县耆宿，聘用撰写人员数十名，设立乐陵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和县志局，编修县志，修缮文庙，建设图书馆。县志稿成，却因“七七”事变爆发，未及付印而失落。
　　宋哲元还非常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西安为周、秦、汉、唐各代都城，宫殿、古刹、陵墓等古迹颇多，而盛唐时期，尤为文人汇集之地，碑铭石刻向为全国之冠。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加以匪盗明抢暗窃，使得这些珍贵国宝，特别是大小雁塔及被誉为天下金石渊薮的陕西碑林，都遭到严重的践踏和损毁。他主陕后，看到这些极为痛心。为了挽救和保存祖国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他除严令禁毁外，还筹措专款，请名匠对碑林进行修葺整理，将所有碑刻凹字油饰一新，并加固碑基，重新排列整齐，使不少罕贵断残古碑得以保全，从而恢复了碑林圣地的壮观。他还派专人搜集散佚在民间的石刻碑碣以及历史名人的诗词文赋、书法真迹 、勒石碑刻等，于大碑林外新城省府后院一块古陨石周围，建立了小碑林。此外，1936年，屯驻北平期间，他还曾吁请当代书法家，以其代表作各刻一石，置于北平天坛，拟立碑林。事后已刻成百余石，但工未竣而抗战爆发，这些碑刻竟被入侵的日军用作建筑材料，相继散失。
　　宋哲元在灌县养病期间，年近八旬的0困于津门，他朝思暮念，常怀忧伤。一天游青城山时，喜得一墨竹，便为0刻一手杖，刻己乳名于上，并诗一首：“前岁辞亲日，中原板荡秋。敢轻离0，无奈赋同仇。但愿常服侍，羞看此杖头。待儿归去后，常伴我娘游。”可见，宋哲元既是国之干将，更是家之孝子。
　　1940年3月26日，宋哲元病情加重，卧床不起。4月4日留下遗言：“哲元自长城战役，待罪平津，忍辱负重，委曲因应，以不丧权，不辱国自矢，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信，处特殊形式之下，受各方责难之中。七七变起，奋然应战，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均在南苑殉国。是月二十八日，奉电令赴保定指挥，旋命移师津浦，扼守沧州，保定陷落，回师平汉，转战冀豫，亘时将年。二十七年夏，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名驻防郑州，感受重病，莅汉入请优给病假，异地疗治。复拜军事委员会委员之命，荏苒至今，时冀病体康复，得偿报国素志，乃医药罔效，势将不起。伏念抗战为我民族生存不受侵略之坚决主义，则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应以练兵筹饷决策定谋为要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应以推行善政培养民生为要着；人材集中，力量集中，应以精诚团结意致一途为要着。合我全民之智力、人力、物力与暴敌争生命，则一切军事无关之事应缓应释，可并可省。尤应奖励廉耻，激扬忠孝，推行贤能，显拨幽微，亲平等待我之友邦，灭武力横暴之寇仇。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胜。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保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0，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伏枕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报国素志”，筹划抗日大计，再次勖励旧部诸将“努力破敌”，并坚信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操胜券”。其御侮救国之宏心，终生不渝，抗战必胜之信心，至死坚定。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
　　宋哲元逝世后，举国震惊。以其英勇抗战，功勋卓著，政府与人民，国共两党，军政各界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平生事迹宣付国史，追赠一级上将”，并复令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四月十七日，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
　　治丧期间，收到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抗日部队指挥官，中国共产党及全国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宋旧部及亲属挽幛、祭文、挽诗、挽联数百幅。
　　其中，周恩来挽曰：
　　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芦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朱德、彭德怀挽曰：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
　　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198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及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五十周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卢沟桥畔隆重举行，邓小平题写了馆名，万里、王震为纪念碑剪彩揭幕。纪念馆内陈列有宋哲元用过的指挥刀和一些抗战图片、实物等，纪念馆现已被国家定为爱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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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战役的民族英雄--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年)，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到广东新军当兵。民国8年(1919年)，在肇军陈铭枢营当排长。
民国1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参加北伐，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四一二”政变后，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
民国16年8月1日，曾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不久，脱离转投南京中央政府，恢复第十一军番号，仍任该军第十师师长。
民国19年，所率第八路军六十师和光鼐所率第八路军六十一师奉命扩编为第十九路军，廷锴任军长，光鼐为总指挥。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剿共”，受到红军沉重打击，伤亡惨重。“九一八”事变后，廷锴、光鼐和铭枢等目睹国土沦丧，在中国共产党“枪口一致对外”感召下，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思想从“拥蒋”转向“反蒋”。
民国20年10月，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防卫。翌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在上海发起进攻，廷锴、光鼐不顾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电令，率领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与日军血战33天，迫使日军3次增兵，3易其帅，丧兵逾万，大长中国人志气。廷锴和光鼐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同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同年12月，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们收编地方武装。民国22年春，日军进犯华北，廷锴组织援热先遣队北上杀敌，被蒋介石阻止，电令其回闽。在同红军作战中，廷锴、光鼐看清蒋介石企图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的险恶居心，决心走反蒋、联共、抗日的道路。同年10月26日，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同月，济深、铭枢、光鼐在香港议定，组织抗日反蒋人民革命政府。廷锴表示坚决支持。11月20日，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济深任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廷锴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解除对红军苏区的经济-，释放政治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失误，“福建事变”历两个月归于失败。廷锴离开福建后，游历欧、美、澳洲，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廷锴到南京，任大本营上将参谋官。
民国28年，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次年任粤桂边地区总司令。
民国35年4月，在广州与李济深、何香凝等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廷锴任主席。
民国37年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廷锴任中央常委兼财政部长。不久，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后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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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

有时，历史会是巧合；有时，历史会是一种必然。

巧合的是，同样是率部奋勇抗日以身殉国的著名将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牺牲日是同一天——1937年7月28日；而必然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那就是“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沿着历史的足迹，再次走近卢沟桥。宛平古城墙上的弹孔经历岁月的洗礼已斑驳不堪，但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当年的战火硝烟；桥上的两排石狮子静静伫立，仿佛在回忆那段抗日英烈前赴后继、浴血疆场的铁血故事。

在宛平城东面不远处的西道口，有一座墓地，抗日名将赵登禹便长眠于此，和不远处卢沟桥南路的热闹不同，这里显得很安静。“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只有简单的11个字，却概括了他英勇壮烈的一生。

赵登禹自幼因家中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就拜师习武刻苦练功，武艺超群。1914年，年仅16岁的他投身冯玉祥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落入日寇魔掌。国家灾难、民族耻辱，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当时，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于是他们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时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的赵登禹还身先士卒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大刀劈杀要领。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防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的安全至关重要。经第29军军部研究决定，任命赵登禹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

喜峰口易守难攻、险要天成。赵登禹率部与铃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喜峰口几度易手。为了削弱日军的武器优势，3月11日晚，腿伤未愈的赵登禹组织三个团的敢死队分路夜袭喜峰口日军营地，临出发前他的一番战前动员慷慨激昂：“抗日救国，是我军人天职。只有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才能挽救祖国危亡……”

此次夜袭砍杀日军千余人，炸毁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日本鬼子夜半身首异处，孰能不胆破？“之后俘虏日本兵时，总会发现脖子上多了一层铁围脖，据说是用来防备第29军将士的大刀片，那大刀砍下去时直冒火星子。”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回忆，这场大捷让父亲率领的大刀队一战成名，后来作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加速向华北派兵。7月27日夜，日军从北平、天津等地向第29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29军各部队顽强抵抗，战争大规模升级。7月28日上午，军长宋哲元任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地区部队总指挥，赵登禹召集在南苑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第29军将士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第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厮杀。

不久，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凶残狡诈的日军窥出了他们的意图，抢先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机枪封锁道路。

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时被炸毁，他身受重伤，警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但他坚决不肯，继续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

突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对传令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可悲伤。北平城中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了。”赵登禹说罢壮烈殉国，终年39岁。

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原第29军将领何基沣专程赶到北平，将赵登禹和部分第29军阵亡将士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的西道口。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赵登禹家属签发了第80号烈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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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空战第一义士 罗伯特·肖特

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中国侠客精神的精髓。而在国外，也同样有这种侠肝义胆的精神。在欧洲，这种行为被称为“骑士精神”；而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尊称为“牛仔精神”。1932年，日军大举入侵上海，贴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在中国上空肆意妄为，将炸弹投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而这一切，都被一个美国牛仔看在了眼里。

罗伯特·肖特，他出生于美国，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他热爱蓝天，喜爱飞行。退役后，肖特入职于美国波音公司，成为一名飞机推销员。1932年，肖特奉公司之名，携波音218战机前往中国，试图向中国政府推荐这款战机。

当时，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向中国十九路军发动猛烈进攻。为了逼迫中国就范，日军派出航母加贺号，并且利用舰上飞机，对上海发动狂轰滥炸。对于疯狂的日军而言，根本没有任何人道主义可言，他们不仅轰炸中国军事目标，同时也对中国平民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当时，肖特正在苏州火车站等待火车，正巧看见日本军机俯冲扫射中国平民，造成了惨烈的死伤。

日军的暴行激发了肖特的正义之火，在牛仔精神的驱使下，肖特决定参与这场与自己、自己的国家毫无干系的战争。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后，肖特毅然驾驶自己的波音218战机飞上蓝天，与如飞蝗一般的日本飞机交战。

2月20日，肖特首次迎敌，与三架日本飞机进行了交战，并击伤了一架敌机。2月21日，肖特又一次起飞，据记载，肖特击落了一架日机，但日本人在战报中并没有承认。

2月23日，日本战机开始注意到肖特的波音218，于是他们派出六架战机，试图围剿肖特。在长空之中，肖特在敌机中轻巧地转移腾挪，让敌军无所适从。按照常理，有如此多的敌机，肖特是不应该出战的。然而，当时日本飞机又一次飞临苏州火车站，而火车站中挤满了难民。如果敌机在火车站投弹、扫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保护中国人民，肖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天，试图拖住敌人。在战斗中，肖特成功锁定一架敌机，并击毙了飞机上的机枪手—小谷大尉。他也是这次飞行任务的最高指挥官。根据日本人的观点，战斗中的最高指挥官死亡等于“大将被斩”，不论对方的情况如何，都被认定为失败。

然而由于寡不敌众，肖特最终被敌人咬中，最终因油箱被击中而失速。其后，日本飞机如同饿狼一般围绕在周围，对波音218的驾驶室进行了集中射击。可怜肖特，在空中为中国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出发前，肖特曾经说：“死在战斗机上，是我最大的幸福。”而他也以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

最终，肖特的飞机坠毁在距离苏州10公里郊外的独墅湖中，年仅27岁。肖特，这名侠肝义胆的美国牛仔，是第一个为中国而牺牲的外籍战士，同时也是第一个击中敌机、消灭日本飞行员的中国战士。

杀害肖特的凶手

听说肖特牺牲后，受他保护的中国军民悲痛万分。中国政府为他追授了空军上尉的军衔，4月17日，中国从万里之外请来肖特的家人，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在葬礼中，竟有50万中国百姓自发参与，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送这位空军英雄最后一程。

最后，肖特的遗体被安葬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墓地。同年，在烈士殉难处的吴县人民为了纪念肖特，还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写道：

“上尉中立国人，第人类而见非人类之残杀，为正义人道计，纵死亦以所甘，以视同践国之上，同食国之毛，独熟视其国之人宰割呼号而无视者，何如哉！呜呼！”

过了数十年，我们早已战胜了日寇，但我们并没有忘却这位为保护我们而舍生忘死的美国牛仔。2014年，肖特被民政部公布为第一批著名的抗日英烈。如今，肖特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吴县。对于他的恩情，我们永世也不能忘。

于大雷

衡阳血战全记录（四）：生死搏杀 中日两军血流成河

核心内容：6月28日至7月2日，是日军对衡阳发动第一次总攻的关键期，战斗激烈异常，昏天黑地。高岭和停兵山后面的张家山阵地，在短短几天内，数次被日军攻入，又数次被我军夺回。第10军预10师师长葛先才赤膊大战张家山，极大鼓舞我军的斗志。而日军的进攻一再受挫，损伤惨重，不得不于7月2日暂停进攻。7月11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总攻。日军对衡阳城猛烈轰炸，逐次夺取城郊据点，压缩包围圈。双方对战，寸土必争。第十军官兵伤亡达70-90%。日军进攻更是付出了重大伤亡，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被击毙，但仍难以进展，不得不于7月19日再次停止进攻。

凤凰卫视1月1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衡阳既没有险峻的山势屏障，也没有来得及构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工事。只是一些四五十米高的山包包和一些二三十米高的土丘，然而就是这些土制土筑的山丘阵地，却如此地固若金汤、坚若磐石。令人难以置信的成为了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日本陆军的坟场。就是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坡，却像钢铁阵地般的不可动摇，成为了日军精锐师团的葬身地。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沟沟坎坎，却像冲不破、打不垮的迷魂阵，成为了士气冲天、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们的死亡之所。

日军的高级军官们研究来考证去，也难以破解这些阵地上的巨大杀伤力和实战价值，到底是来自何方的呢？奥妙又何在呢？而国军第10军又的确是个令人钦佩的能攻善守之师，其灵活多变的战法、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精密的组织调度都是值得称道的。所有这些都令围城的日本部队感到有点儿崩溃。

解说：这是一座抗日战争中政府唯一命名的抗战名城。

彭中荣（国军第十军老兵）：你晓得是什么战，这是血战。

解说：这是一座在当时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英雄城市。

肖培（衡阳学者）：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衡阳是守不了几天的。

解说：这是一场中国八年抗战史中，最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

彭中荣：死守在山上，拿手榴弹拼。

解说：这是一场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城市争夺战。

彭厚文（学者）：最后是全部壮烈牺牲。

解说：它就是衡阳保卫战，它发生在1944年，它历时47天，影响整个抗战战局，使日本军队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

从6月28日到7月2日，是日军第一次总攻的关键期，日军连续五昼夜的全面进攻中，除了黄昏、拂晓和午时这三个时段，战况稍微沉寂停顿一两个小时外，其余时间由于日军无休止地进攻，双方也就无休止地战斗，衡阳正在进行着一场惨烈无比的生死大搏杀。

彭中荣：以后就机关枪、炮啊打，这就开始攻，那也蛮厉害的。你没在里面看过，在里面看过，这条命逃出来是不容易的，真正不容易。有时候一炮弹，一炸弹炸中了，整个一个战壕一排人没有一个，一个都不留。

解说：由于日军无休止地进攻，国军前线各处纷纷告急。6月28日、29日，南郊江西会馆外，新街与五桂岭南端阵地连续遭到猛烈攻击，先后都曾经被一部分日军突入。南郊141高地与枫树山阵地，6月30日至7月2日，曾三度被日军侵入。南郊湘桂铁路机修厂及其西侧高地，7月1日夜，曾一度被200余日军突入。

彭中荣：我跟美国人打仗我晓得，怕死，日本人不怕死，服从性特别好，日本人上等兵、班长、军官，一层一次服从性最好。

解说：对于被日军突入的我军阵地，国军组织预备队轮番上阵、猛烈反攻，誓将侵入的日军消灭在阵地前并夺回失地，但我军由此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

彭中荣：一天要死几十人，那担架都没有了。把竹床呢，四个脚朝天，这负伤的官睡在里面，山底的下坡转弯，山脚走啊就不会掉出来。那日本飞机来了，机枪一扫射、三个人死在一起，担架兵、负伤的军官死在一起。

解说：南郊张家山是确保衡阳西南防线的关键所在，是衡阳西南城郊战场的锁匙。整个阵地由三个标高不大的小高地组成，东南面是227.7高地，西北面是211高地，两高地之间相距约50公尺，正是步枪、机枪交叉火力网最有效的距离。

张家山在东北方向，比这两个小高地稍微高一些，位于前两个高地的正后方，相距约150米。整个张家山阵地呈品字形排列，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互相掩护。

在6月28日至7月2日的战斗中，日军曾向该阵地发起猛攻不下20次，均被国军击退。期间，有部分阵地或被日军冲入，或大部为日军占领，但旋即就被国军反复冲锋恢复，如此反复竟多达九次之多。

肖培：团长、营长亲自带兵上去冲锋，为什么要冲锋呢？因为前面那个小山坡，被这个日军突破几次，突破了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什么呢，叫做逆袭、反击，由团长、营长亲自带兵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阵地就夺回来。

解说：负责这一带防守的是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他将师指挥所设在距离张家山主阵地仅700米，距离肖家山30团团指挥部仅300米的地方。目力所及，全师各阵地尽入眼中。他密切调配兵力，互相支援，确保张家山阵地万无一失。

彭中荣：我是参加张家山最高的那个山，就是打死68师团长的那个山。他来攻我们，一清早，还只麻麻亮就开始打，我起来脸都没洗，就上头前去了，开始5点多钟麻麻亮打起，打到8、9点钟，还抵住了，我抵住了。

解说：葛先才见前沿吃紧，立即命令手中的预备队师直属的工兵连和搜索连先期埋伏在张家山侧后，自己却率参谋和卫兵，更推进到肖家山前线指挥。

肖培：30号这一天，日军他做了充分准备，他以停兵山的炮来对付张家山，倚仗张家山和停兵山的西面的部队，西部的方向，对张家山进行进攻。他都是利用夜晚，空军发挥不了优势作用下。

解说：日军一开始对张家山进行攻击时，就势在必得，以泰山压顶之势，集中优势的炮火对国军阵地前的障碍物实施破坏式射击。与此同时对国军进行空袭和毒攻，而国军官兵则坚守工事，沉着镇定，不顾毒气威胁和炮火猛烈，先是大力扫射、继之以手榴弹轰击，最后以刺刀进行白刃战。

肖培：它都利用夜晚的时间进行步兵的进攻，白天用炮来打，而且在进攻之前，先用炮把你阵地轰炸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它也以为我们这个山上可能没有人了，但是它一上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它以惨重的打击。

解说：6月29日，城南郊张家山阵地之227.7高地和221高地，先后于午后、黄昏、和午夜被日军三度突破，国军预备第10师29团，拼死搏杀，终于将阵地恢复。此时，预备第10师的三个步兵团均有重大伤亡，师的预备队兵力，只剩下师直属部队5个连，当然对阵的日军伤亡更是远在我军之上。

解说：7月的衡阳，炎夏似火的骄阳无情地烧烤着大地，激战后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很快就腐烂起蛆，随风飘来奇臭无比。在张家山阵地前，日军打破了前几日的战规，疯狂地轮番进攻，不分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黄昏还是正午，只要缓过劲来立马就往上扑，一座锦绣繁荣的衡阳古城，竟变成了古今罕见的大屠场，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彭中荣：那死的人那个样子你没看见，张开嘴，头发立起来，眼睛鼓着的都有，白天就是苍蝇，红头苍蝇，叮叮叮吓死人，晚上就接班了，蚊子嗡嗡咬人的蚊子就来了。白天就红头苍蝇叮，晚上就换班来叮，好叮叮就发肿，人都肿起。
肿了一天就起蛆婆子，蛆婆子一钩，就流绿水，喊尸水、绿水，你看那个竹床，四只脚，人肿起，把那四只脚张开，你看好惨啊，讲起来别人不相信呢，我一讲起别人不相信。
解说：7月2日8时许，日军向张家山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第一波冲锋的兵力就有200多人，在日军数十门大炮和空军的狂轰烂炸的掩护下，日军进攻的生力军，很快就轻车熟路地突入国军211和227.7两高地。国军官兵奋勇迎敌，反复冲杀，但终因伤亡过大已无力克复阵地。
臧肖侠（第十军直属搜索营连长）：我看只有那个堡垒啦，那我这个连长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员补充，我只有跟那个堡垒共存亡，我就拿一挺机枪就跳进去，跟那个（士兵）跟他一起，他在那里，在那里打。我一进去他说，他一面打一面说，哎，连长你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啊，你要在你的连指挥所，你要指挥全连，我说好啦，全连都没有了，只剩你这个堡垒了，我跟你一起共存亡。
我们那两个射孔，他打一个，我打一个，我看那个堡垒，到堡垒里面才看到，堡垒前面那个敌人的尸首真是堆积如山，它已经挡住射孔了，已经妨碍射击，没有办法，要把敌人那个尸首给它打碎，打烂了以后才能看到前面。
解说：预备第10师师指挥所，师长葛先才密切地审视着战局的变化和进展情况，眼看张家山阵地情况危急，葛先才亲率师直属的工兵连和搜索连向前线支援。其实天气酷热，葛先才跑得大汗淋漓，顺手将上衣脱下，指挥冲锋。
肖培：士兵已经不多了，张家山有危险了，他就带着什么呢，带着工兵连和他的卫队一起冲上来。因为到山上的时候，这夏天嘛，比较热嘛，对不对，还没进攻的时候把衣裳脱下来擦擦汗嘛。但是在士兵里面传言，就是师长为了冲锋打赤膊，那我们那还要命吗，对不对。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之下，工兵连一举把这个敌人打下去了，葛先才也就把这个工兵连留下来了，让他们守卫张家山，葛先才就是因为这个，最先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解说：一时间，师长葛先才赤膊上阵，挥刀杀敌的消息传遍全军，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国军官兵们士气大振，豪气如云，奋起喊杀，排山倒海般冲上两高地。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终将突入阵地的日军全部消灭。
然而国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原据守阵地的预10师第30团第1营官兵伤亡殆尽，全营连排级军官仅余排长一名。前去增援的师部搜索营连长，指挥部队与敌搏杀，屡扑屡起，最后扭住一个日本兵搏斗，绊倒在地拉响了腰中手雷与敌同归于尽。工兵连连长负伤不退，在与敌兵的拼杀中互中刺刀身亡。
彭中荣：你晓得这个衡阳是什么战啊，你晓得什么战，这是血战，不能丢衡阳，每个人都要上前方，一只手、一只脚可以打就回去，死守吧，死守衡阳吧，又不要你跑。
解说：张家山一战，日军付出了四千多人的伤亡代价，而国军据守的10师第30团官兵损失也在70%以上。日军在进攻张家山等阵地的同时，对虎形巢阵地也发起了猛烈进攻，然而连续五昼夜的冲击，除了在国军阵地前留下大批尸首以外一无所获。
彭厚文：第一次总攻中，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非常巨大，第一次总攻结束以后，日军的第68师团和116师团，每一个军队平均只剩下二十来人。
解说：从衡阳保卫战打响之日起，全国各地各大报纸，均对衡阳保卫战战况进行跟踪报道，此时的衡阳小城牵动着整个中国，牵动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心。同时在同盟国的心中，中国的战局形势完全聚焦到了这里。自从日军正式开展一号作战计划，中国各战区的节节失利，让同盟国担心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但是从衡阳保卫战这场战役上，所有的人又看到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寸土必争的精神。
肖培：日本军官东条英机的下台，实际也就是这个直接原因之一，太平洋战役的失利，衡阳攻不下，这是他直接下台的原因之一。
解说：看到作战地图上敌我双方的战线，还是停留在衡阳市郊的外围线上，横山勇百思不得其解，一路横扫千里，所向披靡的大日本皇军怎么打到衡阳，这个不到30万人口的小城，就停顿下来了呢。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攻击士气，日军都没有问题，而且人员上来说更是数倍于中国守军，为什么就攻不下衡阳呢，横山勇越想越糊涂了。
周明(军事研究者）：一个士兵外号叫傻子，平时有点憨头憨脑，但是这个人就是，特点就是他的手臂力量非常强，投手榴弹投得很远、很准。结果他是在当时战斗中是被爆炸震昏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阵地上他自己连队的士兵一个都没有了。那么后来的部队就让他下去休息，他说我的兄弟们都死在这里了，我是不会下去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最后是拿了手榴弹，冲出阵地是与日军同归于尽的。
解说：在湖南南岳衡山的香炉烽下，有中国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南岳忠烈祠筹建于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到1942年基本竣工。1943年7月7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大典，宣布所有抗战殉国将士均可入祠祭祀。
当时方先觉等第10军的将官们都参加了奠基大礼，方先觉当时曾向第10军的军官们倡导，大丈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杀身成仁为国捐躯，以入祀南岳忠烈祠为荣。
跨入忠烈祠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标志性建筑七七纪念塔，以此纪念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自那时以来无数的中国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捐躯为国。
在他们的心里，倚门望归的娇妻幼子，伸手可及的大好前程，竟都挡不住民族国家四个字的召唤，压制不住胸中那股血性的沸腾，慨然上阵，英勇殉国。
横山勇他又怎么可能想得明白，战争这个怪物从来都不是仅仅以军事力量的高低来决定胜负的。
解说：7月11日拂晓，大地还未在沉睡中清醒过来，成群成群的炮弹呼啸而来砸到国军阵地上，日军的第二次总攻开始了。经过短暂休整和补充后，日军飞机开始不间断轰炸，日军的数百门大炮齐鸣，向国军西南主阵地猛烈炮击，并释放毒气，日军的陆空火力对国军阵地的工事、碉堡、外壕、木栅、铁丝网和交通壕等，进行饱和式的狂轰乱炸。然后其步兵如汹涌的潮水般，漫山遍野密集地向守军阵地冲来。
彭厚文：争夺的焦点就是衡阳守军的几个一线的主阵地，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南部和西南部。
解说：五桂岭以东阵地，经日军一昼夜的猛攻，江西会馆的预备第10师第28团2营9连1排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南端的外新街的第9连主力及第8连均陷于苦战，战事遂成焦灼状态。28团第8连连长率部与突入阵地的100多日军，展开逐屋战斗，拼死抵抗，寸土不让，时至正午全连官兵伤亡殆尽。
肖培：第二次总攻它主要一个打法，就是先把你这个山，你这个阵地进行地毯式的轰炸，主要还不是飞机，主要是大炮，用炮地毯式的进行轰炸一次，就使我们的工事都被它摧毁。
解说：此时的第10军弹药人员极其匮乏，因此一个阵地在一天内几次易手都属平常。而10军各部队官兵没有一个人会选择放弃自己的阵地，或许是那份同生共死的战友之情，没有人愿意让友军的侧翼受到威胁。
就此艰苦的阵地争夺战不断地上演着，其中在日军攻入新街阵地后，第3师师长周庆祥的一次快速反应，使得南线第3师与预10师的防线得以保全。
周立起（国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儿子）：惨烈到什么地步，惨烈到他攻上来的人，他后面还在打炮，对吧。日本人甚至有点不顾他自己的人，已经冲进去的人，他生命可能也受到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照样开炮。
解说：新街阵地一旦被日军撕开口子，就会把预10师和第3师分隔开来，那样的话，两个主力师的防线将会分别被日军割裂，以至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于是周庆祥师长全力作战，展开争夺。
周立起：就指挥了，就是那条路上的一些部队，包括预10师的部队，统一指挥，把新街的日军，全部，已经打进来的全部消灭，还有一些人往回退了，那这条路新街又给夺回来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马上决定给我父亲一座青天白日勋章。
解说：作为日军第二次总攻的主攻方向，也是国军的防御重点的张家山阵地，日军攻势更为凶猛，战斗更为惨烈。自7月11日黄昏开始，日军以100人为一梯队，在炮空猛力火力掩护下，分别向守军221和227.7两个小高地冲锋。
周明：日军投入的部队是116师团的133连队，它是被称为116师团里面最精锐的部队，为了争夺这个高地，日军133连队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猛攻，连续奋战了五天。在五天之内张家山这个阵地双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争夺12次，中国军队的伤亡非常大，有七个连是整连整连牺牲在阵地上。而同样日军的伤亡也很惨重，133连队三个大队长全部被打死在阵地上，六个中队长死了五个，伤了一个。
解说：但日军仍旧连续进攻，于12日中午又攻入我军阵地，守军无一人退却，全部壮烈殉国。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马上命令师部防毒连和30团直属部队组成突击队，向日军展开反冲锋，激战至当日黄昏，始将张家山阵地收复。
但守军还来不及整顿被恢复的阵地，日军又例行反扑，防毒连连长身中数弹，壮烈殉职，其余官兵奋战不退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周明：那这个时候呢，张家山这个阵地上，因为双方的死伤太过惨重了，鲜血在阵地上已经是很多很多了，整个山头的颜色都已经变红了，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解说：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又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仅高级将官就有联（连）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被击毙，而士兵的伤亡更是数倍于我军，横山勇不得不于7月19日再次下令停止进攻。
肖培：横山勇这个人相当地心残，他不但对敌人的士兵，他对自己的士兵也是这样，你从这个地方没攻上去，你这个部队非要从这个攻上去，我给你多少人都可以，他就是踏着自己同胞的尸体往上爬，所以一个高地上面，死那么三四千人是常事。
解说：日本人狂妄地宣称，只有其武士道精神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相信，在中国没有比日本人更硬的东西，但这一次他们遇到的对手更刚硬。尽管是敌对方，日本人也不得不服气，承认这是自侵华战争以来，一次唯一值得纪念的苦难的战役。此时的衡阳，枪炮声、喊杀声，汇成一阵阵恐怖战栗的声浪，在天地间徘徊震荡，从无间断。
陈晓楠：关于衡阳保卫战，日军在战后的战史中破天荒地比较接近事实地，记录了对衡阳第二次总攻后日军的伤亡情况，总计日军伤亡人数是19286人，其中军官798人，伤亡总数中战死的是3860人，军官战死的264人。而直到整个衡阳战役结束，日军却无论如何也不发布其全部的伤亡情况。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日本人和田丈夫在其撰写的《难忘的湘江之行》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他说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人大约战死了两万多名，受伤者将近六万，以京都大坂人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书中还透露在日本国内将衡阳之战和日军其他的两次著名败仗相提并论，那就是发生在同一年的印度英帕尔之战，和1943年太平洋战场上的卡达尔卡纳尔群岛之战。因为这三次失败，都是表现日本陆军高级指挥官无能的典型战法。

亮剑

新中国英雄模范人物：彭雪枫

彭雪枫（1907-1944） 男，汉族，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共党员。


　　彭雪枫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辗转于各地，曾从事学运、兵运工作，参与领导农民暴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5月被派到苏区，先后任江西军区政委、红军大学政委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3军团5师师长等职，在攻克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通过水草地，以及直罗镇等战役战斗中屡建战功。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1938年春调赴河南确山竹沟，兼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同年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豫皖苏边区书记。后任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4师师长、淮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艰苦斗争，先后取得1942年冬季淮北反“扫荡”和1943年3月山子头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8月执行中央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指挥所部进行西进战役。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

亮剑

李 白（1910-1949） 男，汉族，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共党员。

　　李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通信连战士，后任指导员。1934年6月，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赴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负责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1942年9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日寇对李白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私人电台。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保释。出狱后，党组织将他们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伪和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被捕后，经受了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和各种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亮剑

　

李 林（1916-1940） 女，汉族，福建省尤溪县人，中共党员。

　　李林幼年侨居印度尼西亚。1929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任特委宣传委员兼女子第11连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决要求到前方杀敌，被派到大同，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宣传部部长，后随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到雁北抗日前线，宣传和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抗日武装。11月，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支队长兼政治主任。1938年春，改任整编后的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与日伪军作战，屡建战功。同年7月，牺盟会晋绥边工委成立，调任边委会宣传委员兼管边区地方武装。后当选为晋绥边区第11行政专员公署委员。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1.2万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晋绥边区特委、第11行政专员公署机关和群众团体等500余人被包围。为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她不顾怀有3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26日，在身负重伤后，仍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6人。被日伪军包围后，她宁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亮剑

寻淮洲（1912-1934） 男，汉族，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共党员。

　　寻淮洲1927年9月随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到井冈山，参加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会剿”作战。1929年春随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1930年调任红1军团第12军34师营长、团长，后任35师师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第15军45师师长，12月任第21军军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21军插入敌后，切断国民党军第52师退路，为全歼该师创造了条件。6月任红3军团第5师师长，率部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指挥部队连战告捷。同年10月任红7军团军团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7月，他和乐少华奉命转战闽浙皖赣边。11月所部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他任第19师师长，继续率部北上。同年12月，在安徽太平（今黄山）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不幸腹部中弹。在弥留之际，口中还在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陆好天

抗战史之决定抗战命运的十大著名战役或大型会战（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中国大陆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台湾方面称其为中华民国抗日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坚定地采取了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抗日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具有互补性和配合性的战场。

       虽然正面战场，由于国民政府采用的是单纯靠政府和军队进行对日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战略指导路线的失误和三次国共摩擦的影响，致使正面战场的一些重要的大型会战遭到了失败的结局；但是国民党军队官兵的作战依旧展现了英勇无畏的拼搏精神，且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应战斗志；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也在正面战场，书写着可歌可泣的抗日御侮的历史篇章。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380余万人的惨重的伤亡代价，其中，国军以伤亡3227926人的代价，歼灭日军85.9万余人-104.9万余人之间；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游击纵队”共伤亡58.4万余人，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中国战场合计歼灭日军为157.6万余人，击毙日军在44.7万余人-78.7万余人之间；中国革命战争军事博物馆采用择中值，即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在55万余人左右。国共两党结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期间，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在此，将正面战场对抗战全局影响深远的十大重要的战役或大型会战进行点评。

淞沪会战

      

       从1937年8月9日起，驻沪日军就不断向国军第九集团军进行挑衅。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带领一位士兵驾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进行侦查，不听国军守卫部队劝阻，发生冲突。中国守卫部队不得已将2人击毙，成为淞沪会战爆发的导火索（虹桥事变）；8月13日日军正式向国军第九集团军发动全面攻势，淞沪会战全面爆发。

       国军第三战区统筹指挥整场会战，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进行担任战区总指挥，国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任前敌总指挥，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央军尽出主力精锐部队。同时，川军、桂军、黔军、滇军和粤军等地方实力派部队也相继投入兵员与日军展开血战。此战，国民政府共投入军队达75万余人。日军派出8个师团与2个旅团（隶属上海派遣军的为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一零一师团等6个师团；隶属于第十军的有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共3个师团，后成为华东派遣军）约28万余人。双方鏖战近3个月，国军以伤亡25万余人-3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6万余人左右。粉碎了日军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战略企图，破坏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既定亡华战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与抗日决心，同时，也为中国沿海地区工业设施内迁，保存全国的经济命脉争取了宝贵的战略转移的有效时间。

台儿庄战役（台儿庄大捷）

徐州会战爆发后，国军第五战区统筹指挥了整场对于抗战具有重大影响的战役。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16日-1938年4月15日）是徐州会战初期的重要战役之一。又称台儿庄会战或鲁南会战。战役由滕县战斗、临沂附近战斗、台儿庄主战场及其周边村镇的战斗和日军的溃退，中国军队的追击作战等重要的作战部分所组成。

      在历时近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余人参加作战，日军参战人数约5万人。中方以伤亡约2.2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2万余人（实际上，中方伤亡5.2万余人，日方伤亡2.5万余人）。这场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与决心（尤其是国统区军民）。这场别开生面的战役鼓舞了全民族对日作战的士气，改变了国际视听对中国抗战的悲观论调，荡涤了日本侵略者的“不败”威风，歼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抗战（喜峰口战斗）和绥远抗战以及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又一次重要的胜利，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规模的胜利或最大胜利之一，也是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此战，重创日军坂本旅团大部，共歼灭其3500余人，也沉重打击了日军濑谷支队，歼灭其8500余人。同时，使日军主力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中国军队理应谓之“胜利”。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中国战场的“坦能堡战役”。

万家岭战役（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由第九战区统筹指挥了整场作战，其又称德安会战。属于武汉会战期间的重要胜仗之一。此战，中国方面派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七师，第九十一师，新编第十三师，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九师，第一三九师的一个旅，新编第十五师的一个旅，共十万余人参加作战行动。前敌总指挥则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吴奇伟将军。

       日本方面，参战的主要部队为侵华日军的华中派遣军下辖的第106师团，师团长为松浦淳六郎中将。第106师团下辖步兵第111旅团（步兵113联队、147联队）和第136旅团（步兵123联队、145联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

       此战，国军重创日军第106师团大部，共毙伤日军1.5万余人（据日军战报称阵亡3300余人、受伤4036人，另有9925人在战斗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无法继续参加战斗）。同时，重创日军第101师团一部（第101联队主力一部分）。并差点直接攻入日军第106师团指挥部，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此战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军人在万家岭战役中，为赴国难而表现出了不畏强暴，虽死犹战的顽强战斗精神，用生命和忠诚铸成了万家岭这座庐山脚下的历史丰碑，将千秋万载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中。

      万家岭大捷与台儿庄大捷齐名，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大获全胜的著名战例之一，研究者众多，硕果累累，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与来犯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万家岭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歼敌史无前例的重要战役之一，他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了国威。压制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嚣张的侵略气焰。充分展示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中华儿女团结御倭的爱国主义精神。叶挺将军也曾评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随枣会战（襄东大捷）

     随枣会战发生于1939年5月（民国二十八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在湖北随县（今为随州）、枣阳地区与日军的作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了解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方向日军主力的战略威胁，向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和枣阳县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39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解除国军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对平汉铁路沿线交通的威胁，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第四旅团等部，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全面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的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单位与江防部队进行防御作战，并伺机实行反击。战至1939年5月23日，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及其周边23个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会战发动前的驻地，使战场局势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国民党军队毙伤日军1.3万余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伤亡2.8万余人。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因此，国军最终取得会战的胜利。

      这场大型会战，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够较为有效的协同配合，然而，局部兵力投放缺乏灵活性，曾一度，被日军包围，处于被动的局面，后经调整部署，在全军将士的浴血奋战的基础上，成功地恢复原态势。中国军队，虽然也遭受到了较大的损失，然而，成功扭转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战略企图，并使之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此战，国军第五战区主力，成功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在战场遗留尸体就达到了5000余具，达到了牵制且消耗日军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伤亡2.8万余人，然而，较为成功的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第五战区在会战中期，通过调整指挥部署；逐步表现得进退主动，适时地将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依托大洪山和大别山脉以及桐柏山的有利地形，展开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正面的阵地作战；使局势转变为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日军撤退时，国军也采取较为有力地追击或阻击行动，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随枣会战前后历时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部队突破汉水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的目标完成一翼包围，然而，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到国军的有力抗击，未有任何进展。第五战区鉴于这一战场形势，决定调整作战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深入日军背后打击敌人，在形势出现有利转变时，再命令部队转守为攻，有力地反击日军。日军由于合围计划遭到了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有力反击，不敢久留，遂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进击日军侧翼。至5月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确山、上蔡、随县等地，日军逐步退回至原防线，战场形势恢复至战前态势，会战以第五战区的胜利而结束。

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

       桂南会战爆发于1939年11月份，日本侵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为切断中国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为日本海军航空兵持续对滇越铁路（昆明至河内铁路）、滇缅公路沿线交通进行的战略威胁，指挥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共3万余人，在海军的协助下，于1939年11月15日在广西南部的钦州湾地区登陆，突破沿线中国守军的防御阵地，桂南会战正式爆发。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邕宁）。随后，日军分兵两路，以一部南下攻占龙州及镇南关；另一部北上攻占高峰隘、昆仑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桂林行营主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部部长的桂系领导人白崇禧将军为收复南宁，恢复桂越国际交通线的运输，指挥第四战区国军主力分三路反攻南宁：北路军为第38集团军，共4个师，从思陇向昆仑关进攻；东路军为第26集团军，共4个师，袭扰漓江（邕江）南岸日军，并破坏邕钦路，阻止日军增援；西路军为第16集团军，共4个师，向高峰隘进攻，并阻击南宁出援之日军；预备队为第99军。北路军向昆仑关发起了总攻。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以荣誉第1师为主攻部队从昆仑关正面发起总攻，以新编第22师向五塘、六塘攻击，迂回昆仑关侧后，19日，西路军向高峰隘、四塘、新圩、吴圩等地发动进攻；东路军向钦州、小董、大塘等地发动攻击，以配合北路军的作战。北路军战至11月31日，成功歼灭第5师团的第21独立混成旅团主力5000余人，成功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1940年1月上旬，日军由粤北地区抽调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逐步分兵增援桂南地区，1940年1月28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战至1940年2月3日，再次攻占宾阳、昆仑关等地，迫于战线拉长，而随后收缩兵力于南宁附近。中国军队再次发起反击，于1940年2月14日再次夺回昆仑关，并进至昆仑关附近的五塘村等地。日军固守南宁（邕宁）外围阵地，在四塘、高峰隘、蒲庙之线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局面，1940年9月份，日军第21军主力陆续奉命调入越南。1940年10月，第四战区鉴于战场局面的突然变化，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将军果断命令第16、第35集团军（共6个师）乘势发起反攻，先后收复龙州、南宁（邕宁）、钦县和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地，至1940年11月份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局部性胜利而结束。

       桂南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成功歼灭日军8100余人，重创日军第五师团，并将日军第21军主力逼退至越南，造成了日军在局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作为这场大型会战的核心战事，昆仑关战役的胜利，成为国军机械化作战兵团在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攻坚作战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重创日军第21独立混成旅团主力大部，歼灭日军5000余人，击毙第21独立混成旅团86%的军事指挥人员，其中，日军少将中村正雄旅团长被击毙。成为昆仑关战役当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豫南会战（豫南大捷）

豫南会战是中国第5战区国军主力在河南南部抗击日军的一次成功战例。1941年1月18日，日军第11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主力的威胁，纠集步兵7个师、骑兵1个旅、战车3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左、中、右3个兵团，分兵三路，准备向豫南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决定采用避实击虚的正确战略，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日军主力，主力转向两翼活动，待日军进攻兵力分散之时，从其两侧及背后围歼之。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成功战例。

       豫南会战的主要战事基本发生在1941年1月底～2月上旬之间，共持续18天之久，由于中国正处于农历传统的春节期间，此次会战，又称抗战期间著名的“闹新春”。这场会战主要发生在河南省南部地区，是一场中国军队在河南信阳以北地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著名会战。日军为寻歼在豫南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汤恩伯兵团，抽调第3、第17、第40师及特种兵一部，集中在信阳以北地区，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进攻豫南。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3个集团军共8个军组织防御。1941年1月30日，日军中央兵团兵分两路，企图协同两翼兵团夹击中国军队。1941年1月31日，日军攻占豫南地区的舞阳、上蔡等地，对中国守军形成包围态势，然而，中国军队已先行转移，致使日军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落空。此时，日军侧背又受到中国军队的多路攻击，正阳已被驻扎皖西地区第84军克复，日军的后方交通受到严重的威胁，遂于1941年2月1日开始回撤。日军第3师从舞阳撤出后，于1941年2月4日攻占南阳，2月6日放弃该城，向唐河、泌阳方向撤退。国军第13军顺势收复舞阳后，即向南阳方向追击日军。与此同时，由舞阳南撤的日军第17师团及第15、第4师团各一部，在象河关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猛烈的打击，伤亡惨重，向南溃退。至1941年2月7日，各路日军均被迫撤回信阳附近。此战，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9000余人。

      豫南会战以侵华日军失败，中国军队胜利而宣告结束。豫南会战的胜利大大提振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与决心，体现了中国军民团结抗争的伟大力量，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豫南会战又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中国战场的列宁格勒会战”。

上高会战（上高大捷）

      

        上高战役（上高战役、锦江作战、鄱阳扫荡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方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重要的会战，被时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将军称为“抗战爆发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上高会战发生于1941年3月份，驻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大岛茂因友邻部队第33师团预定要调到华北参与对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行动，要求第33师团调走前，配合自己扫荡南昌周围的国军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却因两个师团严重的缺乏协调配合的默契；导致第34师团一头扎进了中国军队4个军的合围圈，是为“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统计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日军15000余人，日军自报伤亡千余人。

      上高会战，由于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给予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也预示了日本侵略者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延缓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当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这场大型会战的战场实际指挥官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在1941年3月29日给蒋介石电报中汇报的战果为：毙伤日军少将步兵指挥官长岩永汪、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1.5万余人，自身伤亡2万余人，然而，他的顶头上司，第9战区司令薛岳却没有认可这个战果，薛岳将军在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直接将罗卓英的战果打了个八折，称伤毙日军12520名，俘敌14人 。日军宣称造成中国军死伤17,119名，失踪2,814人，对于己方损失在战报上则只字未提，日本网站引用的日本右翼战史学家儿岛襄的估计为1000余人。

       姑且不论中方投入的兵力和伤亡情况，日军方面的死亡人数是存在严重的高估。日军战后编的战史只承认此次会战投入的两个师团级别的作战单位都有一个步兵联队未参战，以治安师团三联队制满编顶多一万三千人的规模，实际上，两个师团级别的作战单位投入战场的兵力顶多近两万余人，再加上，兵力至多3千余人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满编5000人），日军在本次会战的投入兵力顶多2万5千人内（罗卓英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上开始估计日军只有一万，后来才说是三万），不可能出现6成的伤亡比，国民政府的战报明显出现灌水的现象。虽然，根据战报所提到的数据，可能存在灌水的现象，但是这不代表国军在此役徒劳无功。日军山炮属联队(团级)编制武装，一联队4门，缴获了6门该型号的山炮，代表至少有2个步兵联队遭遇被击溃的命运，对此次只投入6个步兵联队的日军来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作战单位是受创严重，对日军的伤亡冲击可谓不小。

图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图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图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长沙会战（三次湘北大捷）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为“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一次湘北会战”，日军称“湘赣会战”），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会战。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此战歼灭日军3.4万余人，取得了较大的胜利。第二次长沙会战（又称第二次长沙战役，日军称长沙作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2.5万余人-4.8万余人之间，击落日军作战飞机6架，击沉日军汽艇9艘，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国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再次遭到失败。第三次长沙会战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同盟国军队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它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全面性胜利，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与信念，对提高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军的作战士气，支援英、美军队在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成就了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术”。此战，歼灭日军5.6万余人，被蒋介石称作“抗战以来最得意之作”。

       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腥风血雨的三次“长沙会战”，是八年抗战当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系列大会战。这三场震惊中外的大型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日军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在湘北战场折损兵力10.7万余人-12.8万余人之间，成为抗战期间决定最终战局走势的三场重要的大会战。

石牌保卫战（鄂西会战的核心战事）

       石牌要塞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一带的西陵峡地区。其所在的石牌村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依山傍水。石牌很美，从石牌望出去，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一词的诞生地。长江西陵峡地区的石牌镇，因西陵峡段长江南岸的象鼻山一侧的一块形似矗立着的令牌的巨石而得名。它高40米，顶宽12米，厚4米，重达4300余吨。长江因它的存在，在这里突然右拐110度，构成了天然的战争天堑，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石牌古村距离宜昌市区仅30余里，枣宜会战后，日军攻占宜昌，石牌便成为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第一道要塞式防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石牌要塞的得失，是鄂西会战最为重要的作战关键点。为何这么下定义呢？这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要点：①鄂西地区作为进入川渝地区的战略前沿，具备着得天独厚的险要地形（巫山山脉、大巴山脉等山地作为环绕鄂西和川东地区的重要山脉）便于中国军队依托防线两翼的有利地形形成较为积极地防御态势；②石牌要塞坐落在号称“长江天堑”的宜昌石牌镇附近，象鼻山巨石使长江突然在此处形成右拐110度的巨大险湾，使得石牌要塞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的防御要地。对往来船只也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③鄂西地区是第六战区的指挥中心恩施市的所在地，它是我国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民风彪悍且具备一定抵抗外来入侵的民族意识。这些因素，预示着日军深入长江三峡必定是需要走一招险棋。

      当然，事实也印证了日军失败的必然结果。石牌保卫战的最终结果也是以国军的重大胜利而告终。胡琏将军无疑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亲率第18军第11师死守石牌要塞。同时，陈诚将军电告王敬久将军的第10集团军迅速隐蔽迂回到日军侧翼防御薄弱的渔洋关，进行了一场关键的反击作战。渔洋关反击战的胜利，基本解除了石牌被日军三面围困的危险局面，形成了国军外线主力部队局部反包围日军的有利态势，为宜都追歼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此战，国军歼灭日军7千余人。完成了对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各一部的重创，并使鄂西会战的整体战局开始朝向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石牌保卫战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是抗战期间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西方军事评论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它粉碎了日军入峡西进，企图集中兵力突破国军石牌防线，进而，攻打重庆的战略部署，遏制住了日军企图将战火燃烧到西南地区的狂妄计划。石牌保卫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湘西会战（雪峰山大捷）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转折点。侵华日军此战主要进攻目的是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从而，摧毁中国空军的前沿机场，故日军战史又称其“芷江作战”。

       湘西会战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共持续近55天。双方参战总兵力达到近28万余人，战线长达近200余公里。在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将军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雪峰山大捷，歼敌2.8万余人。湘西会战的主战场主要分布在怀化市境内，大致在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会战以日本军队的全面溃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因此，湘西会战也被称作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日军重广支队在作战期间，受到了中美联合空军与国军地面部队的联合打击。可以说，是湘西会战期间，损失较大的日军部队之一。芷江机场方面曾出动美式P51野马战斗机于1945年5月13日对被包围的日军进攻轰炸，同时，国军各部发动对陷入包围圈内日军的猛攻。日军重广支队，经力战不支，而全面溃散，各部分头逃窜。另外，还未来得及撤退的日军部队被中美空军打的没地逃窜，只得跪在地上向机翼上印有青天白日徽章的中国空军作战飞机挥动白旗被迫求降。

        最终，重广支队在作战期间，丧失了作战能力，惨遭几乎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只有少量残兵成功脱离战场，完成了与日军第47师团会合的任务。

       日军第47师团余部被迫于1945年6月1日前后，全线后撤。

       至此，日军各部全线退回湘西会战之前地域，长达55个昼夜的湘西会战到此以国军的完全性胜利而结束。

       日军伤亡2万8千人，其中死亡1万2498，还有大约1000人被国军围困后绝望自杀，日军被全歼一个旅团还有四个联队，一个师团被重创。国军缴获迫击炮43门，榴弹炮13门，山炮5门，重机枪48挺，轻机枪240挺，掷弹筒260个，步枪无数，还得到了日军洋马1650匹（马在山路行走较慢，日军最后只顾人逃命，丢弃了大量马匹）。国军方面伤亡2万660人，其中阵亡7817人（军官823人），比日军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还少。除此以外，国军还夺得日军军旗90多面（抗战中日军军旗必须死死保住，日军方面的命令是只要还剩一个人就必须保住军旗），并且俘虏日军447人（军官42人）。

       湘西会战的胜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①它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一场重要的完胜，日军战史对其承认为“侵华战场的一次全面性的失败”，也是日军在二战期间所遭遇的第八次战略大溃败（其他七次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途岛海战、瓜达卡纳尔岛会战、英帕尔会战、塞班岛战役和莱特湾海战以及冲绳战役）。②国军以较少的伤亡赢得了战场上的全面优势的战略局面，这也是以往历次大型会战所不可想象的较为有利的局面。③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正战略转折点，也是中国军队正式进行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重要一战。从而，在正面战场经历了多年的惨败和惨胜之后，真正迎来了意义重大的一场“完全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