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活动四】“峥嵘岁月、战地讴歌”故事讲述

亮剑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四万万众，坚决抵抗，面对强敌，75多年前英雄们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的壮举今天化作了胜利的彩虹。
　　他们是民族的脊梁，胜利的见证。
　　胜利不朽，是因其闪耀着的正义光芒照亮着人类未来。
　　胜利不朽，是因其凝聚起的万众一心精神始终激荡在神州大地。
　　胜利不朽，是因其锻造出的血战到底意志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血脉。
　　胜利不朽，是因其熔铸的强国强军信念激励着一个民族的复兴梦想。
　　硝烟虽已远去，让我们讲述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攻坚英雄连、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百团大战中的白刃格斗英雄和用石头、牙齿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刘老庄82勇士等等抗战英模单位、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让血与火铸就的悲壮历史在华武军事中回响。

活动组织：华武军事联合参谋部
讲述形式：图文压贴的形式
讲述时间：9月3日至10日。
讲述要求：排版精美，故事完整，情节感人，故事内容不能重复，展现抗战英模单位、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
讲述奖励：数量多、质量高、注释清楚者，予以奖励。5次（帖）以上奖励20威望20贡献20军功200金钱，8次（帖）以上奖励30威望30贡献30军功300金钱，参与的奖励3威望3贡献3军功30金钱。
授予勋章：参与活动的人员，授予“九三活动纪念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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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荩：英雄鲜血染黄陂

　　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位被聂荣臻元帅称为“一位出色的团长”和“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的英勇将领。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惧白色恐怖，积极参加南昌起义；东山再起时，正值倭寇侵我华夏，在武汉会战中，他为掩护主力撤退，率部与日军血战七昼夜，殉国沙场。他，就是范荩。

　　范荩，原名孟声，字致博，又名范进，1899年出生于丰城淘沙后坊村，1918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2年7月军校毕业后，范荩来到黄埔军校，先后担任教官和第三期总队部教员和第七队少校队长等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开始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该团团级以下军官几乎都是中共党员。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十师三十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位出色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1927年7月下旬，聂荣臻向在九江的范荩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范荩表示坚决拥护，一定率部参加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范荩带领部队转移，师长蔡廷锴带队脱离起义部队，将范荩的第三十团全部缴械，范荩等共产党员也被迫回乡。1930年，范荩复出，任湖南省保安处上校科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军第一九八师少将副师长。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驻在武汉，武汉事实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1938年6月，日军攻陷安庆后，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范荩所部受命驻防长江北岸。日军在先后攻陷广济、田家镇要塞、浠水等地后，向第一九八师所防守的湖北黄陂阵地逼近。

　　1938年9月，范荩率第一九八师所部在鄂东为掩护部队主力撤退，在田家镇、麻城一线同日军激战七昼夜，全师伤亡惨重。在一线指挥的范荩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湖北黄陂的一次激战中不幸牺牲，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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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而战的抗日英雄---记抗战时期的南洋华侨机工

在云南昆明西山公园，有一座高达12米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许多不了解抗日战争史的青年们对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史更是知之甚少。

“南洋华侨机工”（以下简称南侨机工）这一称谓，代表着抗战期间3193名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回国参加抗日运输工作的爱国青年群体。

1938年10月，上海、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祖国大陆沿海各省均被日军占领，海上运输全被切断，广九铁路亦被占领。当时的祖国大陆缺乏工业基础，大部分武器靠国外购入，即使后来开辟驼峰航线，但由于日机的轰炸及各种条件限制，空运补给能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庞大需要。另外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大部分也依靠陆路运输。所以，国民政府只能在陆路运输上想办法。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加紧在西南大后方修筑两条公路：一条从云南昆明经开远—蒙自—屏边—河口南出国境直抵越南河内，即滇越公路；另一条从昆明—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畹町出国境同缅甸公路相接直达仰光，即滇缅公路。这两条公路后来成为抗战时期祖国大陆进出口的生命线，其中的滇缅公路尤为重要。1939年初，两条公路相继完工。

当时国内有经验的大卡车司机及汽车修理工来源奇缺，临时培训又来不及，设在昆明负责管理这两条运输线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就积极向海外招募机工。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认为此事事关抗日大业，义不容辞，立即召开南洋总会专门会议，决定采取：一、在各地华侨报纸上发布第六号通告招募；二、直接分函各地属会，要求“从速进行办理”，为祖国抗日输送最优秀的志愿者。在南侨总会及其所属筹赈会的发动和组织下，当即在2月8日刊出招募机工的广告。

广告一出，立即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南洋华侨青年积极响应，报名踊跃。据陈嘉庚先生回忆：“有一修理机工在南洋10余年，每月收入新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并自带其机器设备前往祖国”。“槟城槟榔摩汽车修理厂的一位师傅，还带着两位徒弟一道回国”。由于对机工年龄（40岁以下20岁以上）身体素质要求较严，一些不符合条件的青年甚至想尽办法，蒙混过关，如虚报岁数，小的报大，大的报小。机工要求男性，有的女青年就干脆学花木兰来个“女扮男装”。

在严格筛选下，10天后的2月18日，第一批志愿人员80人（其中新加坡华侨32人，马来西亚华侨48人）就全副戎装在新加坡登上一艘法国邮轮经越南抵达昆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南侨机工八十先锋队”。此后，半年内有15批机工相继回到祖国参加抗日。连同第一批在内一共有3193人，其中有4名为女性。他们来自南洋各地，他们中既有普通司机，也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学生等，“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南洋机工抵达昆明后，先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后由西南运输处正式编队分配。分为六个大队派往滇缅路服役，其中南侨司机占1400多人，卡车1200多辆。其余的南侨司机则编入混合大队，与国内机工并肩抗日。南侨修理技工除一小部分随队担任抢修工作外，其余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方汽车修理厂工作。有些机工还被派往湖南、广东及越南、缅甸等地服役。大多数集中在滇缅路服务。据统计，常年来回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多达3000辆以上，其中近1/3是由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

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全长1146公里，由昆明至边镇畹町为959.4公里，由畹町至缅甸腊戌为187公里。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数，还要跨越怒江、澜沧江等湍急河流。一路崖陡路隘，行车非常艰险。有一些南侨机工就是在这一个个险段上以身殉职的。英美盟军的司机行车到这一地段时，大多数要请南侨机工代为驾驶。再加上大山中的瘴气和毒蚊，许多机工患上疟疾。当时，整个大后方治此病的金鸡纳霜非常缺乏，许多机工由于缺医少药生活艰苦，未能及时治疗而身亡。在如此险恶的情况面前，3100多名南侨机工毫不退缩，他们和6000多名国内卡车司机和机修人员一起，日夜不停地奔驰，为祖国输送抗日物资。面对敌机轰炸他们出生入死，恪尽职守。在滇缅公路上，常常能见一条醒目的标语：“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机工们还谱写了自己的进行曲——《马达进行曲》，显示了他们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歌词唱道：

我们的雄心和马达共鸣，

我们的队伍向祖国前进；

我们的血汗作胜利保证，

在我们面前永远是光明。

这套好身手到今天显出救国本领，

马达快开动！

为了祖国，亲爱的祖国——！

负起这次神圣战争的伟大使命，

我们很光荣，与弟兄们前进！

1941年1月23日，功果桥被日机炸断，日寇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然而，聪明无比的南侨机工却从附近仓库中用成百个汽油桶和木板，仅10个小时就用钢索扎起长达300米的大浮桥，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满载军火物资的车队开过江去，保证了这条抗日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1940年7月17日，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压力，英国政府宣布自7月18日下午6时起封闭滇缅路。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南侨机工们迅速组织突击抢运，不分昼夜，不顾疲劳地将大批军用物资运过国境。3个月后的10月18日，滇缅路重新开放。此后，一直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侨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其中仅1941年一年就运入机枪、炮弹、汽车、各种药品等达13万多吨。在3100多名机工中，因炸死、疾病、车祸等为国捐躯的就达1000多人，占全体回国南侨机工的1/3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缅甸，应英国政府的要求，也为了保卫这条极为重要甚至是最后的国际交通线，当时的国民政府把第5、第6和第66军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先后开入缅甸对日作战。此时南侨机工不仅要抢运抗战物资，又担负起运送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任务。从1942年3月到4月，远征军先后在同古、仁安羌、腊戌等地同日军作战。仁羌战役解救出被日军包围的7000多英军。由于邱吉尔政府没有防守缅甸的决心和准备，作战中又歧视中国军队，未能与远征军很好配合。而蒋介石又处处迁就英美，致使远征军连遭损失。1943年3月，仰光被日军占领，4月底至5月，远征军陆续退却，南洋机工又担负起运送远征军撤退回国的任务。4月腊戌失陷后，日军装甲车利用滇缅路向中国推进。1945年5月初，云南边境畹町失守，日军冲到怒江通惠桥西岸，中国军队不得已炸桥阻敌。数百名南侨机工和近千辆汽车以及几万侨胞被阻在对岸，无法渡过怒江。无法撤回的南侨机工在放火烧毁卡车和未运出的物资后，一部分冒险泅水渡过怒江，一部分就地参加游击队，最终未能逃脱日军魔爪则惨遭杀害。

海外华侨华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爱自己的祖籍国，又爱自己的居住国。这两个特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得到充分的体现。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自救运动，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重大贡献的宏伟壮举。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圣战争中，海外侨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他们不仅心系祖国的存亡兴衰，也与侨居地人民荣辱与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南进，南洋一带的华侨即与当地人民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著名的有菲律宾的“华侨支队”，缅甸的“华侨战时工作队”，新加坡的“抗敌活动队”和“星华抗日义勇军”等，与侨居地人民共同谱写抗敌悲歌。而南侨机工更是集二者于一身，祖国和侨居国人民牢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战后，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与雪兰莪华侨筹赈会为表彰和纪念南侨机工的伟业，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者建立了纪念碑。1989年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终于在昆明滇池之滨修建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上写道：三千余南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对南侨机工抗战义举的最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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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

1941年9月，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１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及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马宝玉等5位战士被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碑”。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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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刘老庄连”的故事

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1943年春，侵华日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3月17日，日伪军1000余人，分兵合围驻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4连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奋勇阻击各路敌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日伪军进行第二次合围，4连与日伪军在淮阳北老张集、朱杜庄一带遭遇。激战半日，于黄昏后再次突围，转移至老张集西北的刘老庄地区。18日晨，日伪军进行第三次合围，4连奉命组织防御，全连82人凭借村前交通沟，英勇抗击日伪军攻击，使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全连却陷入日伪军重围。数次突围均未成功，4连决心固守。连部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丢脸，决不给中华民族丢脸！”日伪军集中炮火对4连阵地进行了毁灭性炮击，并以大队骑兵实施冲击。4连官兵在强敌面前，坚定沉着，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百余人，苦战至黄昏，终因寡不敌众，全连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新四军第3师第7旅为表彰4连的英雄壮举，命名4连为“刘老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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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的故事

她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妇女团的政治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1938年10月，该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她们却被敌人围困于河边。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女战士们誓死不屈。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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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母亲邓玉芬的故事

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失利，密云长城以外被划入伪满洲国，邓玉芬所在的村庄也在其中。侵略者妄图通过烧光、杀光、抢光、片光（青苗）制造大面积“无人区”。为了赶走侵略者，邓玉芬毅然把大儿、二儿、三儿送进游击队，让四儿、五儿参加了村里的抗日自卫军模范队。她和丈夫一边开荒种地，一边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她托人给前线的儿子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1941年秋，侵略者对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发动万人大“扫荡”。为了支援抗日，邓玉芬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她让丈夫先回山里搭窝棚，自己随后就到。谁知丈夫、四儿和五儿在种地时遭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同时遇害，四儿也被抓走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大儿子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被抓走的四儿子惨死在鞍山监狱中；二儿子因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却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离世；七儿子也在一次躲避扫荡的过程中不幸故去。1945年，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亲眼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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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医生贝熙业的故事

1913年，41岁的贝熙业来到中国，先后担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圣米歇尔医院大夫、燕京大学校医、北堂医院院长等职。不管病人是名门贵胄、书香梨园，还是市民百姓、无依无靠者，贝熙业都一视同仁，被当时名士李石曾夫妇誉为“济世之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贝熙业立即挺身而出，代表外国驻京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从东城区住处到北安河贝家花园，贝熙业骑行30余公里，横穿北平城为中共地下党员运送药品。他还为八路军伤员和村民免费治病，而他在京西的住所“贝家花园”更是成为了当时八路军的交通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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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的故事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03年出生于乌克兰，是苏联空军的一位飞行大队长。1939年，他和战友受命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华援助抗日。库里申科常常对成都的朋友们说：“我像体验自己祖国灾难一样体验中国人民的灾难，当我看到日寇狂轰滥炸中国的土地时，我非常的愤怒和难过。”库里申科和他的战友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把自己当作中国空军的战斗成员，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军事纪律。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队出击日寇某军事基地，与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展开激战，并击落6架敌机。战斗中，他的飞机也遭重创。在返航飞至万州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强行降落在长江水面。精疲力竭的库里申科再也无力跳出机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58年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曾对特邀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库里申科的家属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库里申科。据知情人回忆，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起来后，当地一位名叫刘海田的老人和其他人亲手埋葬了这位英雄。老人和乡亲们自愿为烈士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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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老战士——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塔·戈·舒德洛

我今年93岁，曾经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粉碎日本关东军的战役。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退休之后仍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向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介绍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1927年4月，我出生于基辅。1942年中学毕业后至1944年，在敖德萨第十六炮兵学校学习。随后进入奔萨炮兵学院深造，并于1945年7月毕业。当时，由于成绩不错，我可以选择在莫斯科、家乡基辅抑或德国柏林服役，但我主动申请前往后贝加尔方面军，被分配到第39集团军第358步兵师第285独立反坦克营。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在西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事已经结束。我和同学们从炮兵专科学校毕业时，已经做好了长期服役的准备。世界大势已趋于明朗，我们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东方主战场以日本军国主义被粉碎而告终结。

1945年4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知会日本驻苏大使，苏联将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同年8月8日，苏联加入中美英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并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宣布对日作战。9日，18岁的我作为一名少尉军官，随苏联红军第39集团军，加入到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行动中。在随后的24天里，日本关东军主力被粉碎，共有约70万人被俘。

一进入中国境内，中国老百姓就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还记得我们要渡河，没有材料建造浮桥，当地老百姓就给我们提供木料，有的老百姓甚至拆掉了自家的小木屋。这让我们十分感动。这些年来，我搜集整理了很多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资料，包括报纸、画册等。每次重读这段历史，我都心潮澎湃。苏中两国军民并肩作战，以正义战胜了邪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次日，我所在部队和中国人民一起庆祝了抗日战争胜利活动。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从1931年开始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牵制了日本兵力，策应了苏联在西线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作战，使苏联避免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我永生难忘。还记得人们在街头庆祝，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我和战友们也有幸参与其中，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庆祝了这一盛事。

7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国际友人。我曾多次应邀前往中国参观访问。在我获得的众多勋章和奖章里，至少有3枚是中国领导人授予的。特别是2015年9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授予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今年9月3日，中国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4月签署联邦法律，将俄罗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改为9月3日。这意味着，俄中两国在同一天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护佑和平，防止悲剧重演。这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有一些国家企图歪曲二战历史，贬低或否认俄中两国人民为二战胜利所作的贡献。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作为一名二战老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于推进俄中友好事业向前发展。我还应邀到俄罗斯各类院校，为年轻人讲述抗战故事。希望俄中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合作，使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作者为俄中友好协会理事会理事、全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委会副主席，本报驻俄罗斯记者张光政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