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活动四】“峥嵘岁月、战地讴歌”故事讲述

亮剑

英雄母亲邓玉芬的故事

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失利，密云长城以外被划入伪满洲国，邓玉芬所在的村庄也在其中。侵略者妄图通过烧光、杀光、抢光、片光（青苗）制造大面积“无人区”。为了赶走侵略者，邓玉芬毅然把大儿、二儿、三儿送进游击队，让四儿、五儿参加了村里的抗日自卫军模范队。她和丈夫一边开荒种地，一边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她托人给前线的儿子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1941年秋，侵略者对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发动万人大“扫荡”。为了支援抗日，邓玉芬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她让丈夫先回山里搭窝棚，自己随后就到。谁知丈夫、四儿和五儿在种地时遭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同时遇害，四儿也被抓走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大儿子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被抓走的四儿子惨死在鞍山监狱中；二儿子因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却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离世；七儿子也在一次躲避扫荡的过程中不幸故去。1945年，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亲眼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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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医生贝熙业的故事

1913年，41岁的贝熙业来到中国，先后担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圣米歇尔医院大夫、燕京大学校医、北堂医院院长等职。不管病人是名门贵胄、书香梨园，还是市民百姓、无依无靠者，贝熙业都一视同仁，被当时名士李石曾夫妇誉为“济世之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贝熙业立即挺身而出，代表外国驻京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从东城区住处到北安河贝家花园，贝熙业骑行30余公里，横穿北平城为中共地下党员运送药品。他还为八路军伤员和村民免费治病，而他在京西的住所“贝家花园”更是成为了当时八路军的交通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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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的故事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03年出生于乌克兰，是苏联空军的一位飞行大队长。1939年，他和战友受命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华援助抗日。库里申科常常对成都的朋友们说：“我像体验自己祖国灾难一样体验中国人民的灾难，当我看到日寇狂轰滥炸中国的土地时，我非常的愤怒和难过。”库里申科和他的战友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把自己当作中国空军的战斗成员，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军事纪律。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队出击日寇某军事基地，与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展开激战，并击落6架敌机。战斗中，他的飞机也遭重创。在返航飞至万州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强行降落在长江水面。精疲力竭的库里申科再也无力跳出机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58年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曾对特邀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库里申科的家属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库里申科。据知情人回忆，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起来后，当地一位名叫刘海田的老人和其他人亲手埋葬了这位英雄。老人和乡亲们自愿为烈士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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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老战士——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塔·戈·舒德洛

我今年93岁，曾经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粉碎日本关东军的战役。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退休之后仍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向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介绍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1927年4月，我出生于基辅。1942年中学毕业后至1944年，在敖德萨第十六炮兵学校学习。随后进入奔萨炮兵学院深造，并于1945年7月毕业。当时，由于成绩不错，我可以选择在莫斯科、家乡基辅抑或德国柏林服役，但我主动申请前往后贝加尔方面军，被分配到第39集团军第358步兵师第285独立反坦克营。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在西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事已经结束。我和同学们从炮兵专科学校毕业时，已经做好了长期服役的准备。世界大势已趋于明朗，我们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东方主战场以日本军国主义被粉碎而告终结。

1945年4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知会日本驻苏大使，苏联将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同年8月8日，苏联加入中美英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并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宣布对日作战。9日，18岁的我作为一名少尉军官，随苏联红军第39集团军，加入到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行动中。在随后的24天里，日本关东军主力被粉碎，共有约70万人被俘。

一进入中国境内，中国老百姓就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还记得我们要渡河，没有材料建造浮桥，当地老百姓就给我们提供木料，有的老百姓甚至拆掉了自家的小木屋。这让我们十分感动。这些年来，我搜集整理了很多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资料，包括报纸、画册等。每次重读这段历史，我都心潮澎湃。苏中两国军民并肩作战，以正义战胜了邪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次日，我所在部队和中国人民一起庆祝了抗日战争胜利活动。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从1931年开始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牵制了日本兵力，策应了苏联在西线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作战，使苏联避免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我永生难忘。还记得人们在街头庆祝，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我和战友们也有幸参与其中，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庆祝了这一盛事。

7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国际友人。我曾多次应邀前往中国参观访问。在我获得的众多勋章和奖章里，至少有3枚是中国领导人授予的。特别是2015年9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授予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今年9月3日，中国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4月签署联邦法律，将俄罗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改为9月3日。这意味着，俄中两国在同一天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护佑和平，防止悲剧重演。这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有一些国家企图歪曲二战历史，贬低或否认俄中两国人民为二战胜利所作的贡献。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作为一名二战老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于推进俄中友好事业向前发展。我还应邀到俄罗斯各类院校，为年轻人讲述抗战故事。希望俄中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合作，使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作者为俄中友好协会理事会理事、全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委会副主席，本报驻俄罗斯记者张光政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