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活动四】“峥嵘岁月、战地讴歌”故事讲述

飞天火猪

日寇进入南京城。




南京，日寇枪杀中国平民。




日军夺取船只残杀船员。

飞天火猪

国军队的妇女宣传队.



坟地里中国军队的战斗.




日军轰炸皖江铁路桥。

飞天火猪

战线后方的日本兵，清除身上的虱子。



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人。



中国军队的轰炸。

飞天火猪

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一架日寇战机被击中。



伏击日寇骑兵。




日寇军官战败自杀。

麻人杰

内蒙古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影响

　　从1938年初开始，毛主席屡屡电示八路军120师贺龙、关向应等，提出在内蒙古北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毛主席亲自决策，组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于8月间挺进大青山，创建了党政军机构完整、军民一体、民族团结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斗争，完成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即牵制日本侵略军南下进攻抗日圣地陕甘宁、西进大西北;揭穿日寇欺骗蒙古民族，扶植伪蒙疆政权，分裂中国的阴谋;充分动员蒙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打通与苏蒙联系的反法西斯国际通道的战略部署，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内蒙古草原从东部的呼伦贝尔到西部鄂尔多斯，到处燃烧着蒙汉各民族抗日的火焰，直至抗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在内蒙古攫取特权，取代沙俄向内蒙古渗透，特别是进行经济侵略，内蒙古人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的抗日救亡斗争蓬勃兴起。

　　1931年10月，哲里木科尔沁左翼中旗卓里克图亲王府统领李海山、巡防骑兵统领刘震玉率领的辽北蒙边骑兵，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一年之久，牺牲巨大，最后汇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1月，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二旅旅长、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组建东北民众救国军，与日军奋战至年底，一部撤到苏联境内，一部边战边退至察北，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2年昭乌达盟奈曼旗抗日救国军在周荣久率领下，发动了八仙筒抗战，一直战斗到1936年9月。1933年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汇聚了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动了著名的察北战斗，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等日伪军要塞。同盟军虽首战告捷，但在国民党政府配合日军围剿下失败。日军再度侵占察哈尔，不时向绥远进攻。

　　1936年2月，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在中共西蒙工委政治工作的影响下，在日寇扶植德王成立伪蒙政权之际，发动抗日军事暴动，逐步发展为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蒙古族最大的抗日武装。8月，日伪军悍然进攻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领国民党绥远驻军迎头痛击，取得绥远抗战的胜利。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援绥抗战，同时宣布红军准备立即开赴晋绥抗日前线，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战到底。毛泽东赞誉绥远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战运动。内蒙古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略部署中，侵战满蒙(即东北和内蒙古)是其侵华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即“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显然，侵占满蒙是其侵略政策的首要内容。

　　日本侵略者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就是沿着这个侵华战略行事的。“九一八”事变后，在短短的4个月零18天之内，即侵占了我国东北3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主要城镇和铁路线。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在其《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中提出：在满蒙建立与中国分离的“独立政权”。3月即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设立了伪兴安省。之后，日本侵略军渐渐西侵，占领了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等内蒙古中部地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军大举西进绥远，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策划建立了伪蒙疆政权，成为在中国北疆建立伪蒙古国的雏形，并欲西侵我国大西北，再扶植一个伪回回国，从而以3个伪政权肢解中国三北边疆。

　　由此可见，内蒙古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是何等重要。内蒙古前后14年的抗日斗争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维护国家的统一，珍视国家的主权，始终成为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的崇高职责。其次，蒙汉各民族坚持团结抗日，是内蒙古抗日斗争的光荣传统，它的光辉闪耀在抗日全程的各个阶段和每一个环节之中。第三，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是内蒙古14年坚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力量源泉，是战胜艰难险阻的动力。第四，中国共产党是正确引导内蒙古抗日斗争走向胜利的核心，从抗日战略方针的制定到实施，从抗日整体部署到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站在内蒙古抗日的最前沿。第五，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内蒙古民族问题，放在抗日斗争的中心环节之中，不仅揭穿了日本侵略者“满蒙政策”的本质，调动了蒙古民族抗日力量，创造了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而且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构想。第六，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转变了之前对蒙古王公贵族的政策，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这些历史经验，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启迪，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亮剑

范荩：英雄鲜血染黄陂

　　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位被聂荣臻元帅称为“一位出色的团长”和“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的英勇将领。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惧白色恐怖，积极参加南昌起义；东山再起时，正值倭寇侵我华夏，在武汉会战中，他为掩护主力撤退，率部与日军血战七昼夜，殉国沙场。他，就是范荩。

　　范荩，原名孟声，字致博，又名范进，1899年出生于丰城淘沙后坊村，1918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2年7月军校毕业后，范荩来到黄埔军校，先后担任教官和第三期总队部教员和第七队少校队长等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开始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该团团级以下军官几乎都是中共党员。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十师三十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位出色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1927年7月下旬，聂荣臻向在九江的范荩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范荩表示坚决拥护，一定率部参加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范荩带领部队转移，师长蔡廷锴带队脱离起义部队，将范荩的第三十团全部缴械，范荩等共产党员也被迫回乡。1930年，范荩复出，任湖南省保安处上校科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军第一九八师少将副师长。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驻在武汉，武汉事实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1938年6月，日军攻陷安庆后，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范荩所部受命驻防长江北岸。日军在先后攻陷广济、田家镇要塞、浠水等地后，向第一九八师所防守的湖北黄陂阵地逼近。

　　1938年9月，范荩率第一九八师所部在鄂东为掩护部队主力撤退，在田家镇、麻城一线同日军激战七昼夜，全师伤亡惨重。在一线指挥的范荩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湖北黄陂的一次激战中不幸牺牲，时年39岁。

亮剑

为祖国而战的抗日英雄---记抗战时期的南洋华侨机工

在云南昆明西山公园，有一座高达12米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许多不了解抗日战争史的青年们对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史更是知之甚少。

“南洋华侨机工”（以下简称南侨机工）这一称谓，代表着抗战期间3193名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回国参加抗日运输工作的爱国青年群体。

1938年10月，上海、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祖国大陆沿海各省均被日军占领，海上运输全被切断，广九铁路亦被占领。当时的祖国大陆缺乏工业基础，大部分武器靠国外购入，即使后来开辟驼峰航线，但由于日机的轰炸及各种条件限制，空运补给能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庞大需要。另外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大部分也依靠陆路运输。所以，国民政府只能在陆路运输上想办法。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加紧在西南大后方修筑两条公路：一条从云南昆明经开远—蒙自—屏边—河口南出国境直抵越南河内，即滇越公路；另一条从昆明—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畹町出国境同缅甸公路相接直达仰光，即滇缅公路。这两条公路后来成为抗战时期祖国大陆进出口的生命线，其中的滇缅公路尤为重要。1939年初，两条公路相继完工。

当时国内有经验的大卡车司机及汽车修理工来源奇缺，临时培训又来不及，设在昆明负责管理这两条运输线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就积极向海外招募机工。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认为此事事关抗日大业，义不容辞，立即召开南洋总会专门会议，决定采取：一、在各地华侨报纸上发布第六号通告招募；二、直接分函各地属会，要求“从速进行办理”，为祖国抗日输送最优秀的志愿者。在南侨总会及其所属筹赈会的发动和组织下，当即在2月8日刊出招募机工的广告。

广告一出，立即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南洋华侨青年积极响应，报名踊跃。据陈嘉庚先生回忆：“有一修理机工在南洋10余年，每月收入新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并自带其机器设备前往祖国”。“槟城槟榔摩汽车修理厂的一位师傅，还带着两位徒弟一道回国”。由于对机工年龄（40岁以下20岁以上）身体素质要求较严，一些不符合条件的青年甚至想尽办法，蒙混过关，如虚报岁数，小的报大，大的报小。机工要求男性，有的女青年就干脆学花木兰来个“女扮男装”。

在严格筛选下，10天后的2月18日，第一批志愿人员80人（其中新加坡华侨32人，马来西亚华侨48人）就全副戎装在新加坡登上一艘法国邮轮经越南抵达昆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南侨机工八十先锋队”。此后，半年内有15批机工相继回到祖国参加抗日。连同第一批在内一共有3193人，其中有4名为女性。他们来自南洋各地，他们中既有普通司机，也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学生等，“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南洋机工抵达昆明后，先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后由西南运输处正式编队分配。分为六个大队派往滇缅路服役，其中南侨司机占1400多人，卡车1200多辆。其余的南侨司机则编入混合大队，与国内机工并肩抗日。南侨修理技工除一小部分随队担任抢修工作外，其余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方汽车修理厂工作。有些机工还被派往湖南、广东及越南、缅甸等地服役。大多数集中在滇缅路服务。据统计，常年来回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多达3000辆以上，其中近1/3是由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

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全长1146公里，由昆明至边镇畹町为959.4公里，由畹町至缅甸腊戌为187公里。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数，还要跨越怒江、澜沧江等湍急河流。一路崖陡路隘，行车非常艰险。有一些南侨机工就是在这一个个险段上以身殉职的。英美盟军的司机行车到这一地段时，大多数要请南侨机工代为驾驶。再加上大山中的瘴气和毒蚊，许多机工患上疟疾。当时，整个大后方治此病的金鸡纳霜非常缺乏，许多机工由于缺医少药生活艰苦，未能及时治疗而身亡。在如此险恶的情况面前，3100多名南侨机工毫不退缩，他们和6000多名国内卡车司机和机修人员一起，日夜不停地奔驰，为祖国输送抗日物资。面对敌机轰炸他们出生入死，恪尽职守。在滇缅公路上，常常能见一条醒目的标语：“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机工们还谱写了自己的进行曲——《马达进行曲》，显示了他们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歌词唱道：

我们的雄心和马达共鸣，

我们的队伍向祖国前进；

我们的血汗作胜利保证，

在我们面前永远是光明。

这套好身手到今天显出救国本领，

马达快开动！

为了祖国，亲爱的祖国——！

负起这次神圣战争的伟大使命，

我们很光荣，与弟兄们前进！

1941年1月23日，功果桥被日机炸断，日寇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然而，聪明无比的南侨机工却从附近仓库中用成百个汽油桶和木板，仅10个小时就用钢索扎起长达300米的大浮桥，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满载军火物资的车队开过江去，保证了这条抗日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1940年7月17日，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压力，英国政府宣布自7月18日下午6时起封闭滇缅路。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南侨机工们迅速组织突击抢运，不分昼夜，不顾疲劳地将大批军用物资运过国境。3个月后的10月18日，滇缅路重新开放。此后，一直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侨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其中仅1941年一年就运入机枪、炮弹、汽车、各种药品等达13万多吨。在3100多名机工中，因炸死、疾病、车祸等为国捐躯的就达1000多人，占全体回国南侨机工的1/3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缅甸，应英国政府的要求，也为了保卫这条极为重要甚至是最后的国际交通线，当时的国民政府把第5、第6和第66军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先后开入缅甸对日作战。此时南侨机工不仅要抢运抗战物资，又担负起运送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任务。从1942年3月到4月，远征军先后在同古、仁安羌、腊戌等地同日军作战。仁羌战役解救出被日军包围的7000多英军。由于邱吉尔政府没有防守缅甸的决心和准备，作战中又歧视中国军队，未能与远征军很好配合。而蒋介石又处处迁就英美，致使远征军连遭损失。1943年3月，仰光被日军占领，4月底至5月，远征军陆续退却，南洋机工又担负起运送远征军撤退回国的任务。4月腊戌失陷后，日军装甲车利用滇缅路向中国推进。1945年5月初，云南边境畹町失守，日军冲到怒江通惠桥西岸，中国军队不得已炸桥阻敌。数百名南侨机工和近千辆汽车以及几万侨胞被阻在对岸，无法渡过怒江。无法撤回的南侨机工在放火烧毁卡车和未运出的物资后，一部分冒险泅水渡过怒江，一部分就地参加游击队，最终未能逃脱日军魔爪则惨遭杀害。

海外华侨华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爱自己的祖籍国，又爱自己的居住国。这两个特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得到充分的体现。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自救运动，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重大贡献的宏伟壮举。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圣战争中，海外侨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他们不仅心系祖国的存亡兴衰，也与侨居地人民荣辱与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南进，南洋一带的华侨即与当地人民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著名的有菲律宾的“华侨支队”，缅甸的“华侨战时工作队”，新加坡的“抗敌活动队”和“星华抗日义勇军”等，与侨居地人民共同谱写抗敌悲歌。而南侨机工更是集二者于一身，祖国和侨居国人民牢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战后，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与雪兰莪华侨筹赈会为表彰和纪念南侨机工的伟业，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者建立了纪念碑。1989年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终于在昆明滇池之滨修建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上写道：三千余南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对南侨机工抗战义举的最好总结。

某某某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1947年1月12日），别名刘富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著名的革命先烈，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47年，国民党包围了云周西村，将全村群众集中在观音庙，搜捕共产党分子，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国民党对她软硬兼施，千方百计的想诱使她供出同党，刘胡兰誓死不屈服于敌人的阴谋下，年仅15岁的她英勇就义。

刘胡兰，1932年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45年11月，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后，她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6年6月，她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14岁。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进犯文水县城。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她以自己年纪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她和留下来的同志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并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

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阎锡山军和地主武装“复仇自卫队”包围了云周西村，将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问她：“你给八路做过什么工作？”刘胡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过！”“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敌人恼羞成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你就不怕死？”刘胡兰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残忍的敌人为了使她屈服，在她面前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陈锐南

云南抗战传奇：参加远征军后，才理解人为何会舍生取义

中国军队在印度的大型美军训练营积极备战

　　作为甲午战争后第一支打出国门的军队，中国远征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辉耀的一笔。但当年参加对日作战的老兵们，却因种种原因而被历史遗忘。透过两位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去触摸和感受那个时代的横截面，去见证和铭记，六十多年前真实的残酷与心灵的挣扎。

　　诗人穆旦翻过野人山

穆旦(1918-1977)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原名查良铮)，应征入伍，被安排在远征军司令部杜聿明身边做随军翻译。这年5月到9月，青年中校翻译官穆旦被编入了207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亲历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的殿后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

　　穆旦翻过野人山，活了下来，他最长断粮达8天! 等到1942年秋冬之际，他随军退至印度加尔各答，又差点因为过度饥饿之后暴食而死去。但他后来对这一经历几乎闭口不谈。他只对自己的恩师吴宓作了详述，深为惊骇感动的吴宓在日记中写下：“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穆旦的好友，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回忆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

　　作为诗人，穆旦也许更愿意将内心最深处的波澜寄寓于诗歌。1942年之前，穆旦的诗歌创作大多稳定在每年存诗十几首，1942年陡然下降为7首，随后两年更少:2首与4首。写作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看出：如何释放内心强大的阴影与压力，诗人一直在犹疑与酝酿。直至1945年，迎接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穆旦内心才像决堤之水一样倾泻而下，这一年他存诗25首，对于写作量一直不大的他来说可谓诗情勃发。9月，他写下了唯一一首直面野人山经历的长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歌的最后一节“祭歌”中，诗人饱蘸热血与激情，深情吟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逃脱了过“野人山”的生死考验，没想到却逃不过五十年代政治风暴的“洗礼”，1954年，穆旦便因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而被列为“审查对象”。他于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撤去教职，逐出课堂。“文革”开始后，再次因“中国远征军”问题，正式由南开人民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罪犯”，最后家室被抄，妻离子散，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改造。

　　诗人穆旦转而在夜深人静时，于斗室间潜心研究外国诗歌的翻译，经过十几年的沉默辛劳，他向世人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等诗人的作品译著二十多部，堪称一代翻译大家。1977年2月26日，穆旦含冤去世，时年59岁。

　　印度集训与密支那战役

黄仁宇(1918-2000)

　　1943年2月，和穆旦同岁的黄仁宇响应号召入伍，他和一群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过“驼峰”到达印度兰姆伽，成为驻印军第一军军长郑洞国身边的秘书。

　　因为从小就喜欢写作，他兼任了战地记者，为《大公报》等报章写了十余篇战地亲历记。《密支那像个罐子》一文中，他生动描述了敌人夜袭时的恐慌，“瞳孔之外，无一不是黑暗，一时我恐怖之念突起，仿佛一切都没有主宰。”迷路后，兄弟的枪顶着自己胸前，“我知道他的食指正在扳机上。”1944年5月26日，在密支那战斗中，黄仁宇的右大腿被三八式步枪击中贯穿倒地，“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写于四十年后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再回顾那段历史，黄仁宇的文字里更多了一种史学家的沉静与文学家的细腻敏感。《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兰晓龙就曾表示，黄仁宇笔下细腻丰富的战地描写，是他创作剧本的灵感与素材的一个来源。

　　黄仁宇记录下在印度兰姆伽集训的种种情况。到达印度不久，因为训练营队雇佣了一帮印度贱民阶层干活，“按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以致于“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在印度集训，“士兵每个月可领到12到20卢比(合3到5美元)”，条件较为宽松，“为了美观与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定做的制服”。“美国人对兰姆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不过黄仁宇觉得基本军事策略的授课大同小异，“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胞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他本人就在那儿学会了开卡车。但中美军队之间仍存在着各种文化与观念上的冲突，“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而美国人则不习惯中国人复杂的政治人情，想要用企业化的管理来管理军队，并且把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这本书里，他还坦言，四十年前作为战地记者，“为了凝聚意志力”，很多时候他必须刻意“强调光明面”。不过战争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瞬间。战争是血肉横飞，是尸骨枕藉，更是双方的灾难，具体到每个个体身上，也许都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孟拱河谷，他看到一座桥下歪倒着一具日兵的尸体，头浸在水内，“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最后一句，他写“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大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是多么美丽而无比残酷的瞬间!

　　他回忆说，“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尸身横在路边，无人闻问，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战争是复杂的，也正因如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他总结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战场上的恐惧也有其动人的层面”，甚至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

　　抗战结束，黄仁宇于1950年负笈美国，以32岁的“高龄”从密歇根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后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者，著作几经重印畅销不衰。学者朱学勤评价说，那段戎马岁月，被黄仁宇“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

某某某

王朴

王朴，也叫做王璞，1928年出生于河北完县，11岁的时候被推选为儿童团团长，可他牺牲的时候年仅13岁，也就是1941年，在王朴懂事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战火烧到了他所在的村子，他对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行为极为痛恨，并下定决心要跟日军斗争到底。

王朴

就在一天，不幸发生了，他所在村子的村民们都被日军弄到一起，然后日军拿着汉奸给他们提供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一个一个被拉出来，王朴也被拉了出来，一个猥琐的汉奸问他：你就是这个村儿童团团长王朴吧，王朴当时理都没理这个汉奸，汉奸感到尊严受到了挑战，就愤怒的说：你一定知道八路军藏在哪？说出来就放你回家，王朴这时说话了：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给你这种狗汉奸和日本鬼子的。这让在场日本鬼子很是震惊和愤怒，然后从身上掏出东洋指挥刀，一下子放到王朴的胸口，然后怒喊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不然死啦死啦的。可王朴呢，依旧面不改色，想起了自己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只见他昂首挺胸，面不改色，毫不畏惧日本人的军刀，就这样，抗日小英雄王朴被残暴的日军给杀害。

王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我们国家民族的时刻，总会有一批小英雄涌现出来和敌人作斗争，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一片天，他们勇敢的行为令我们感动，他们是我们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