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家的治国方略与秦朝的盛衰

周伯通

严刑峻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家的治国方略与秦朝的盛衰

原创2023-01-13 14:30·书局院

引言

大秦王朝在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的混乱之后，迅速拔地而起，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统治。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一扫六国的强大帝国，却在二世就亡国，迅速分崩离析，使人既惊叹，又有诸多不解。

秦国从原来的一个西陲小国，用了数十年的时间高举功利主义的法家大旗，迅速崛起，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丰功伟业。

秦帝国为了复制自己的成功，将法律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法家成为了大秦王朝的主流学派。

可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法家只适用于打天下阶段的秦国，并不适用于治天下阶段的秦朝。

大家对于君权的过分强调，对于重刑主义的迷恋，对于民本思想的忽视，激化了阶级的矛盾，为大秦王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造成了秦朝短促而亡的最终结果。

法家的兴盛对后世影响深远，既加强了中国人心中法即刑的观念，又对后代王朝治理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那秦朝与法家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秦朝的速亡与重用法家有关吗？

法家是诸子百家之一，以提倡法治思想为核心，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法家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参与政治事宜的行动派。

法家相较于其他学说来说成型的较早，法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经历了管仲、吴起、商鞅等人的大力发展之后，逐渐成为了一个影响力极大的学派。

战国末期，韩非子对于先人的学说加以总结，集法家之大成，直接影响了大秦王朝的政治政策。

法家在战国时期是平民的政治代言人，他们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与秦朝的治国之道不谋而合。

毫无疑问的是，秦朝之所以能够在各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最应该感谢的便是法家的帮助了。

是法家的强制性成就了秦朝的强盛，秦始皇嬴政之所以能够迅速一统中国，也是得益于商鞅变法。

法家不讲私情，一切依法办事，提出了一整套的治国方略，法家主张富国强兵，重视耕战。

他们认为国家想要富强，就要从两方面下手。

一方面是扩大生产，鼓励农耕，一方面是挑起战争，侵占资源，唯有发展农业，使国家富强，重视战争，加强国防，才能够争霸天下。

其二，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赏罚分明，他们认为只有用严厉的手段压制百姓，才能使百姓不敢犯法，使社会得到安宁。

其三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和世袭制。

法家认为分封制度会导致敌方势力的割据，与其将天下分散，倒不如使用郡县制度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虽然说法家的治国思想非常严明，但是法家又很注重创新性和变革性。

法家认为“世事变而行道异”，不应一味的维护旧制度和旧规则，而应该根据社会情况及时进行变革，这些思想主张为秦国的崛起和强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秦国统治者在法家的帮助下迅速一统六国，起到了法家的正面作用，但是由于秦统治者对于法家思想的极端信赖却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法家思想本身有很多的缺陷，例如对君权的过分强调，对重型主义的高度迷恋都不利于治国。

秦国之所以会选择法家，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

秦国在战国七雄当中属于文化上的弱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大的思想家，在秦国活跃的人物大多都来自于其他国家，这是秦国的缺点也是秦国的优点。

由于秦国没有像东方国家一样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积淀，所以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秦国拥有轻装上阵的优势。

秦国百姓性格果敢，崇尚武功，讲究实用，与法家主张不谋而合。

商鞅变法的法制主义在秦国得到有效推行之后，秦国的历代君王几乎都成了法治主义者。

这些帝王之所以对法家情有独钟，并非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

而是因为商鞅变法实行的几十年间，秦国一改往日之面貌，迅速收服了戎、狄等小国，成为了人人羡艳的对象，就连周天子也对秦国国君给予了特别的礼遇。

虽然说商鞅已然不在人世，但是他的变法却在秦国深入人心，就连妇女儿童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说出商君之法。

正是因为商鞅变法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才在大秦王朝建立后轻而易举的融入了秦的国策和政治制度中，一直到秦朝灭亡才逐渐消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秦国之所以能够在列国竞雄当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一统天下，靠的就是法家，秦国的胜利也是法制主义的胜利。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国的灭亡也是由法制的弊端性带来的。

秦国君主错用法家思想治国，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体现

第一，秦国盲目的沿用法治，没有考虑到时代的变化。

秦国统一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面临的问题比之前要复杂许多，秦朝并没有及时针对变化做出反应，而是沿用了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所遵从的法律。

他们所颁布的这些旧法令与现实相冲突，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

秦国早期地广人稀，商鞅变法针对这一情况，确立了不抑制兼并的政策，在税收方面，采取了以人头税为主的税种做法，这一制度取得了极佳的成效。

但是秦国统一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兼并造成了民不聊生，激化了社会矛盾，但统治者却没有及时做出调整。

秦国当年还是一个小国的时候，皇帝重用法治，挤占了其他学派的生存空间，使得法家思想迅速传播，成效斐然。。但是秦朝一统天下之后，各地百姓的情况却更加复杂了起来，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秦始皇仍旧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秦始皇统一之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礼制思想在夏朝时期已然形成。

礼制思想根植于中国的农耕文明之中，并被百姓所接受，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根源。

但是秦始皇为了控制百姓，却盲目的抨击儒家，焚书坑儒，引起了百姓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强烈不满甚至是仇恨，失掉了民心。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情与秦朝的国情完全不同。

法家思想能够在诸侯争霸之时取得那么大的优势，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复杂，百姓面临的是生与死的难题。

这个时候类似于“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被无限放大，法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但是天下初定之后，人们开始追求起了安逸稳定的生活，摒弃了先前的思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始皇依旧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把控天下，把人完全当做从利而动的存在，实在是太过于偏激了。

在和平年代里，人们将目光放在了道德和人情冷暖之上，对刑罚思想表现出了很强的抵触性，对统治者生出了不满之心。

李斯、秦始皇对于法家的曲解和妥协

秦始皇驾崩，胡亥登基之后，秦国的法制发展日益畸形。

臣子、百姓们一旦做错了事便会受到严苛的刑罚，以至于百姓变得风声鹤唳了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胡亥和李斯开始重新考虑起了治国方略。

胡亥认为自己是君主，君主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做喜欢的事，拥有纵情声色的权利，满足自己的所有欲望。

面对胡亥对韩非思想的曲解，李斯不仅没有及时做出纠正，反而还一味地迎合，造成了军权的滥用，李斯对于韩非子的思想并没有理解透彻。

韩非认为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便是法与术的结合。

君主应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约束臣子行监督之事，这样就可以保证君权的神圣性，防止权臣势力过大。

但是李斯却认为君主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臣子是为了君主服务的。

就是因为执政者的思想不正确，才让让秦朝的体制由开始的中央集权变为了中央专制，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秦王朝之所以会二世而亡，并不止是因为法家的滥用，更因为秦二世和李斯的曲解和统治阶级畸形的欲望。

一个王朝要想长治久安，一定要对统治思想有正确的解读，针对环境建立健全的制度，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唯有让民众对国家文化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增强人民的向心力，无论是秦王朝还是今日，皆当如此。

断肠人

乱世用霸道，治世用王道